到了孟子，就坚决反对将孝和忠扯到一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他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但孟子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他的政治观点比孔子要激进，要民主。他高度评价舜的孝行，甚至主张为了尽孝可以违反法律。有人问他，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他说舜一定放弃自己的王位，背着自己的父亲逃到海边去，逃避法律的制裁，隐居下来享受天伦之乐。但对君臣关系，孟子则坚决主张建立一种互相尽义务的关系。君对臣好，臣就对君好；君对臣不好，臣也就可以不买君的账。这就是孟子那段著名的议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君主把臣下看作自己的手脚，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狗马，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这段话后来惹得专制帝王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孟子从孔庙中撤出去，并说谁反对就杀掉谁。但有个叫钱塘的大臣偏偏不怕死，坚决反对朱元璋的决定，并说为孟子死虽死犹荣。由于大臣冒死反对，朱元璋未能如愿，但他最后还是让大臣重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也就是《孟子》的删节本，把这样的话统统删掉。总之，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从根本上颠覆了帝王专制时代忠君不贰的政治要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政治逻辑在孟子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日期：2010-08-26　23:09:42
　　三国时期有位叫邴原的名士勇敢地捍卫孝高于忠的原则，坚决地回应了统治者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挑战。事情是这样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宴席上向宾客们提出了一个极端尖锐的问题：“君父各有篤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君王和父亲都生了重病，但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个人。那么，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

　　这个问题问的很巧妙，很刁钻，很老辣，很阴险，很敏感，令宾客们很难回答。这其实就是一个孝的原则与忠的原则哪一个是更高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孝与忠相互冲突的问题。曹丕这样提，用意就在检验臣下对帝王是否绝对地忠。
　　从内心自然的真实感情来说，人们肯定更愿意尽孝，更愿意用这丸药救自己的父亲，而不愿意用它来救皇帝。因为我和老爸是血缘关系，有亲情，我和皇帝不过是政治关系，没有什么亲情。但是似乎谁也不敢这么讲，这样讲也许就会得罪君王。这时，只有这位邴原站出来，干脆果决、坚定有力地回答：“父也。”当然是救我的父亲！”邴原的回答捍卫了“孝”的尊严，捍卫了孝对于忠的的至上性。颠覆了帝王家的霸道逻辑，粉碎了专制统治者的意图。我们从邴原的回答中能够感受到一种道德的无畏，一种孝的巨大力量，一种亲情的最高满足。

　　当然，谈到孝和忠的关系，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实际上，忠的对象不能仅仅是君王，忠还具有更为宽广的含义。如果“忠”的对象是国家民族时，忠孝不能两全，舍孝而取忠，舍小家而顾大家，就往往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和震撼性。岳母刺字、杨家将等故事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这些爱国者能够以忠代孝，甚至毁家纾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

　　“国学热”中，有些江湖混子专门忽悠企业家，说“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懂。对企业、国家乃至任何社会组织的态度，是忠不忠的问题，扯不到孝上去。孝的涵义不能随意地扩大，它专门指对父母乃至直系长辈血亲的敬爱奉养之情。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两会上抛出一个“父母论”：“一个家庭，孩子特别理解父母当家的难处，应该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倪萍委员要求我们像爱爹娘一样地爱政府。看来，这位倪委员的奴性已经彻入骨髓。她把当代社会理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下意识地置换成了专制时代的“父母官”。 现代文明社会，当家做主的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官吏理应无条件地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不合格，人民就有权力剥夺他们的权力。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绝不是家庭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绝对不能混淆。就像我在前面说的，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就喜欢来这一套，宣扬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人臣孝，则事君忠”，都是让百姓像孝敬爹娘一样忠于朝廷。

　　从当代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个“父母论”当然荒谬绝伦。打个比方，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好像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关系。业主出钱雇物业公司是为他服务的，不是花钱买爹的。同理，公民将权力赋予政府是让它为民众服务的。当然，我们的现实是，如同很多物业公司搞错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主人，肆无忌惮地盘剥业主，很多政府官员也搞错了角色，把自己当成了百姓的爹娘，肆无忌惮地欺压公民。主仆关系倒挂，表明我们的政 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倪萍委员的“父母论”不仅在政治上荒谬，在伦理上也是对父母之爱的亵渎。

　　当然，绝对的孝也曾经带来严重的问题。当孝成为对个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的蹂躏，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时，就往往会酿成悲剧。从《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是对“孝”成为束缚人的礼教的深刻暴露，都是对礼教扼杀年轻一代幸福追求的强烈控诉。想一想旧时代，为了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父母尽孝，发生了多少不幸的婚姻？五四时期，还有姑娘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在出嫁的轿子里用剪刀自杀。由于孝成为礼教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五四时期反传统也把矛头对准孝道。当时对孝道的批判，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冲破家族压迫，二是提倡政治解放，推翻专制压迫。因此五四对孝道的批判，并不是号召人们都去打爹骂娘，而是反对孝成为礼教的绳索，束缚人的基本自由。现在为了弘扬传统，有人激烈否定五四，包括五四对封建孝道的批判。什么“二十四孝”等等极端不近人情的东西又有人津津乐道，《孝经》这种专门借孝来谈忠的东西又有人稀里糊涂地宣传。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五四的反传统包括对孝道的批判，有它时代的合理性。我们应该同情地理解五四，肯定五四。弘扬传统，包括讲“孝”，应该从五四往前走，不应该从五四往后退。

　　从五四前往前走，我们就能够纠正专制政治的扭曲，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跨过历史时代对孝的局限。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重温对亲人的爱，心中涌起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就能理解儒家提倡孝的良苦用心。我们不能说，孝能解决一切人类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孝是解决一切人类伦理问题的开始
　　以孝为核心，从对亲人的爱推广开来，就进入爱的第二个层面：对大众的爱。
　　日期：2010-08-27　23:08:58
　　对大众的爱：维护人的尊严
　　仁从对父母的孝开始，从对亲人的爱开始推演扩充为对大众的爱，这就是儒家经常强调的推己及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将心比心。

　　为了实现对大众的爱，孔子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另一条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第一条是否定地说，第二条是肯定地说。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从相反的方向指示着同一个“仁”的道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博爱大众，共同发展，大家都赢。

　　这两条原则初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认真想一想，要真正地落实却何其艰难？可以说人和人的一切冲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两条原则；人和人的和谐相处，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遵循着这两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