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想，如果人们真的都能按照孔子提出的两条原则做人做事，人间天堂就建成了，世界大同就来到了。因此，这两条看似平常的原则实际上却具有无比神圣的意义，它们的崇高深厚的道德内涵、社会价值和任何宗教律令相比都毫不逊色。因此，在一次世界性的讨论宗教伦理的大会上，全世界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都一致同意，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信条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与人”的宗教戒律并列为人类生活应该遵循的普遍法则。

　　从对大众的爱出发，孔子认为实现“仁”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大众的幸福。那么怎样落实大众的幸福？孔子首先对政治家提出了要求，这要求突出地体现于四个字——“富之教之”。治理国家，首先应该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权，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才有可能、有资格对他们进行教化。请注意，“富之教之”，富在前，教在后，这个先富后教非常重要，绝对不能颠倒，颠倒了就很容易造成以道德的名义吃人。宋代理学家程颐有句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什么叫“失节”，上古社会礼制要求，已婚妇女如果丈夫死了不应该再嫁，再嫁就是失节，到了宋代，程颐这样的理学家又捡起上古礼制。我们知道古代社会是自然经济，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来源。如果一个人家丈夫不幸早逝，孩子又小，他的妻子不再嫁怎么活？程颐就说了，不能活不要紧，不能活你就饿死呀，但是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嫁失节，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吃人道德。孔老夫子可不这样讲道德，事关大众生存，孔子总是首先伸张大众的生存权，总是把大众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评价。管仲这个人很复杂。他原来是齐国贵族公子纠的师傅，公子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齐桓公害死了，管仲非但没有按照义的要求为主人殉难，反而为杀害自己主人的仇人服务，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他很贪财，国君给了高薪却从来也不做一点善事，特别是违反礼制，总喜欢超越自己的级别享受待遇，这是孔子最不能容忍的行为。孔子曾经骂管仲：“管仲知礼，孰不知礼？”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谈起管仲时都认为他不仁，孔子却和自己的学生意见不一样，他明确地认为管仲符合“仁”的要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管仲的政绩使齐国的老百姓得到了安宁和幸福。孔子肯定管仲的话最著名的有两段，一段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着管仲的政策带来的好处。另一段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齐桓公多次统一诸侯，靠的不是暴力，而是管仲的政治智慧。孔子由衷地感叹说：“这就是仁啊！这就是仁啊！”
　　孔子树立的仁的标准非常严格，他绝不轻易地肯定哪个人达到了仁的标准，对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他也不过是评价他“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就是说颜回也只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遵循仁的标准做事。但是他却毫不含糊地称赞管仲够得上仁，特别是这个管仲还有违反礼的严重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孔子认为为大众造福是最高的政治道德，这种政治道德甚至超越了仁的标准。例如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假若有这样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帮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哪里仅仅是仁，应该说是圣了，尧舜都难以做到呢。

　　对大众的爱，直接地培育了对人的尊重。在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儒家高高举起维护人的尊严的旗帜，“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易经》把天地人列为三才，意味着人的地位可以和天地并立，同样伟大，同样崇高。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孔子痛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最初发明人俑来陪葬的人，应该断子绝孙吧？“俑”是人形的陶俑或木俑，古代用来陪葬，孔子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于是骂出最狠毒的话。古代社会把没有后代看成最严重的事，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很少这样骂人，他之所以对用人俑陪葬的现象深恶痛绝，就是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人的尊严。

　　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人的尊严，这也成为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儿子身体不好，陶渊明为儿子雇了一位仆人。在将这位仆人送去儿子那时，陶渊明专门附上一封信，信中叮嘱自己的儿子：“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意思是说，尽管这个人只是个仆人，但他也是父母生养，你必须好好地对待他。在唐代，道州由于水土的关系——今天从医学科学的角度看，大概是由于环境污染或近亲结婚等原因，很多人生下来就成了所谓的侏儒。唐代宫廷为了取笑逗乐，经常要求道州地方官向朝廷进贡侏儒。有一年，一位叫阳城的人出任道州刺史，却勇敢地抵制朝廷的指示，反对向朝廷进贡侏儒。这就是有名的阳城抗疏。后来大诗人白居易写诗歌咏此事，其中有两句写道：“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

　　仆人尽管地位低下，侏儒尽管身材矮小，但他们也都是人，都有做人的尊严，这就是上面两段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如果和西方古代的思想相比，中国智慧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就显得格外宝贵。古希腊最开明的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经肯定奴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智慧强调人的尊严却包括一切人，奴隶也不例外。西方近代大思想家康德响亮地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儒家智慧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一原则。

　　当然，我绝不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做人的尊严都得到了保障。实际上，由于专制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原因，普通中国人饱受种种等级、身份的歧视和侮辱。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种种歧视和侮辱，这些歧视和侮辱甚至在法律上被明确下来。汉代的法律曾经要求商人穿鞋必须一只黑，一只白；明代的法律要求商人只能穿粗布做的衣服，走路只能靠两边走，这种明目张胆的野蛮歧视当然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

　　历史就是这样，古圣先哲倡导的文化精神一落实到社会生活，就必然遭到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扭曲，阉割，大打折扣乃至名存实亡。但这些都不能遮蔽中国的智慧强调和弘扬人的尊严、人的平等，这样一种文化光芒。为大众造福，维护人的尊严都是对大众的爱。从对大众的爱进一步推广，就进入仁爱的第三个层面，对万物的爱。

　　日期：2010-08-28　22:47:23
　　对万物的爱：爱是生存的需要，爱是生命的境界
　　儒家从爱亲人推广到爱大众，从爱大众又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儒家对天地万物的爱，是对生命的爱，对宇宙的爱。这样一种爱培育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主张，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也就是宇宙和人类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