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讲：“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清代之麻将正是脱胎于明代之马吊（一种纸牌）。可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有赖于“国字”将不同地域的口语联接起来，字无分东西南北，才能有全民共识之物。“叉马雀”、“打马将”，称呼其实都大同小异了，会玩麻将，至少也算个中国人的标识。方言愈是天差地别，愈是凸显国字的功用。没有文字的语言可借助国字记录信息，却不必放弃母语，方言与共同文字并行不悖，这很了不起。

　　要否定中华文明，必得推倒汉字，如此，汉字便要从文明的先锋变成毒物。据说字母书写有助于古希腊人读写能力的普及与思想启蒙，而“方块字”使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此说实经不住历史细节的拷问，其实该反过来思考，是读写教育、书写工具以及文化传承拯救了文字，而非相反。字母文字何尝不需教，岂能无师自通？我们必须认清，字词总是频繁地被时代赋予新义，而非作为毒瘤拖累着口头表达。语言的不断演化注定汉字不可能限死人之心智，偏旁虽看似滞后，尤其是在其表示的质地属性方面，然而书体的演进已充分证明笔划乃由人定，僵化的从来是人，而非文字，否则如何解释周人新创文字，以及后来古壮字、古白族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越南文字等等对汉字的仿制与租借偏旁。

　　从工具论上说，国字是语言工具，更是文化武器。商人用国字之祖甲骨文展开了中原文明的原初叙事，孤独地记录下东方三千多年前的历史碎片，也使一批与自己未有直接领属关系的氏族部落名垂千古，即便早已消失的他们永远无法得知这种幸运。周人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逐渐发现，这种文字乃是诗歌之佳偶。
　　日期：2012-01-13 23:26:24
　　《诗》为汉语贡献的成语是很可观的，诗人把握住了国字的神髓，饱满的情绪甚至深沉的思想多用四字格形式凝注，其中双声、叠韵、叠字等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例如“辗转反侧”、“兢兢业业”、“信誓旦旦”等，真是声调和美，朗朗上口。以汉字模山范水，美不胜收。《诗》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又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然技更不止于此，四字格经《诗》的完美呈现，被认为是汉语短长相宜的极限。

　　岁月愈老，汉字之美愈彰。且看烟锁秦楼、月迷津渡、芦叶汀洲、沙禽掠岸、画舸平湖、断桥细雨、柳下系船、梅边吹笛、日照绮寮、月破黄昏、杨花飞雪、梧叶飘黄、菊花落瓣、龙吟方泽、虎啸山丘、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云云，这都是后来中国人的新斩获。对美奂意象的捕捉，遣词造句的排列组合，再施以文法点染，竟可收歌咏画质之奇效，中国文人深谙此道，冠绝天下。

　　楚人在华夏化的进程中也将国字学去，据《说苑?善说篇》记载，公元前六世纪的一天，楚国令尹鄂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歌者对他拥楫而歌。国字虽不是记音文字，但却可以用来记音。这歌词就先以国字记其古越语发音，是为“滥兮挷堇挠璨龞愒笥璨葜荨达z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楚王自然听不懂，便找来通楚语的越人翻译，这一译就诞生了流传千古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

　　后来宋玉的《神女赋》中有了“皎若明月舒其光”、 “婉若游龙乘云翔”等佳句，此堪称七言之祖。
　　谁又曾料想到秦灭六国，始皇帝欲保帝国千秋万代，必然要行“书同文”之改革，规范写法，令“文化人”识得认得。后来的“文化人”真不满足于识得认得，渐渐自觉出汉字的奥妙，笔画往来，对字的崇拜油然而生，便发掘汉字天然的装饰性。象形本就是对世界的收摄提炼，书画同源并非胡言，书即画，画即书。通过造字原理的回溯玩味，以及书法艺术的开辟经营，中国人本体论上的求索与主体性的感悟早就散落在艺术中，书法既是“起点艺术”，也是“终极哲学”。故西哲不触摸汉字，便不可能把握中国艺术；不进入中国艺术，便不可能了解中国人之心智、生活、哲学与宗教。艺术不在宗教的领导下，艺术天生是宗教！

　　周人可以在礼制中发展出严密的用鼎制度，这是他们有文化的一面。他们更在青铜器的上“玩”出了早期中国书法的极致，那令殷人望尘莫及的长篇铭文，其书风与时偕行，各成面貌，美不胜收。我们需明白，鼎本不过是器物，但用以“别上下，明贵贱”，这就是制度，用于语言的譬喻或铸刻文字，这就是文化。此容后再论！
　　日期：2012-01-14 22:23:24
　　1.5 在天之灵
　　甲骨文发现后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乃《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所编。凡开创者，功莫大焉。甲骨上究竟记着何物，占卜之辞也。甲骨本身就是占卜遗物。
　　神职人员垄断文化、占据特权的现象是世界早期文明所共通的，黄奇逸在《历史的荒原》一书中肯定地说到：“全世界的古文字，必然都是起源于祭祀中的备忘记录”。商人“卜以决疑”，自然要有所记录，甲骨文便这样留存下来。从西周甲骨来看，周人也是如此走来。不过，有时由周人的占卜情况来推定商人亦如此，则不妥。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传播或者说更多时候是一种下移的过程。巫史玩弄的占卜与文字、纣王御用的象牙筷子、鼎食之家的青铜器（铜镜、铜灯）与姓氏等等，这些高贵的符号都将在之后历史中由小众走向普及。祭祀起初是一种至高的权力，故他也必然是小众的。
　　从鬼神之品目来看，在人间之外，商人的脑子里还存有一“灵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玄鸟）与祖先神崇拜于此交汇。而几百年间，商人思想领域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信仰体系的盛极而衰，即从原始的巫教走向了至上神宗教，然后进入动荡期。
　　商人相信世间万物都处在“上帝”或“天帝”的掌控中，日月升降、四季变换、风雨雷电、吉凶祥灾等一切现象都是“帝”的旨意。全知全能、无所不包的“帝”干预人事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天意”的雏形。但人事是不能改变帝意的，只能“格于上帝”，交通鬼神。商人一般先找来一些乌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在其上“钻凿”出小坑。然后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裂痕就叫做“兆”。再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人员、内容、结果等刻在甲骨上，作为王室档案而保存。

　　商人预设上帝为他们的难题准备了答案，龟甲兽骨只是个显示屏，从中窥见答案。于是上帝等于概率，或形同幌子。有学者言商人几乎每事必卜，例如卜田、卜征、卜年、卜禾、卜雨等等，其实不然。商人在农业方面把握不足，而战事变数太大，这都需借助占卜。“未卜先知”才叫神奇。今人只得卜辞，而事也只有值得一卜才能留下文字记录，未卜之事今人不可得知，却不能臆断没有，这是学者囿于所见。当然，占卜之于商人确实至关重要，然而他们又会不断发觉，决疑反而会疑上加疑，久而久之，他们总结为——龟甲藏起来就不灵，蓍草用久了就不神。他们习惯扔掉那些用过的蓍草龟甲。《商书?盘庚下》曰：“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此意为，不是我盘庚斗胆违背卜兆，而是迁殷有更为宏大的发展前景。我们自然没有资格嘲笑殷人对世界的解构，因为他们的智识基础远不如今人，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