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种思维特征经由箕子而壮大。箕子的思想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他没有说果树、女人和蛇，要是能活上几百岁，大概也不会认为磁铁有灵魂是因为磁铁能移动铁，因这样的推测没有价值。这种实用精神也为周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马一浮评价《洪范》曰：“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虽立卜筮之法，特询谋之详，而非专听于蓍龟也。”（《复性书院讲录》）无论今日所见《洪范》之真伪，箕子之见解都堪称周代文化转向的先声。

　　儒家以“周孔之教”、“孔孟之道”建立道统，也向来认为孔子多效法周公。其实，孔子更像箕子，而箕子这人很像老子、孔子、屈子的结合体。他隐逸得悟、他志为“东周”（东方君子国），他忠君爱国。可惜的是，箕子不愿事周，而是远赴与商人有族缘关系的朝鲜去施展政治抱负。如果箕子与周公两大圣贤共同辅政，那真堪称空前绝后。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箕子提出的“王道正直”之说被认为是儒家先驱，这是近世韩人所津津乐道且引以为豪的往事。至于箕子为何未在儒家的道统内，盖因其舞台在朝鲜（小中华），而周、孔的舞台在华夏（大中华），即便他的“君子之国”得到中原高度的认可，但那始终是箕氏朝鲜。箕子朝鲜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卫满朝鲜建立。无论如何，箕子入朝开启了朝鲜半岛的文明进程，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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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2-01-24 02:18:50
　　3.3 微子的抉择
　　微子是纣王长兄，肩负王室存废的天然职责，但他苦谏纣王无果，心灰意冷。之前与其发牢骚的太师和少师早早奔周而去，这对微子该是大触动。果然，在周武王伐商时，微子自缚肉袒乞降。
　　没有你死我活，没有赶尽杀绝，周人选择了手下留情。周人当然没有打造“二元君主国”的意思，这只是必要的文化调和，是对“允执厥中”的实践，却无意间为文化的多元与活力预留了空间。因此在周代的文献中可以自由地阅读对商人祖先的赞美。周人作出的宽容也不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虑，而极可能是微子努力争取的结果。

　　微子与周室达成保存社稷的协约，避免部族灭绝的厄运，微子是最有价值的投诚者。微子的用心其实也正中周室的下怀。对古老大族的祭祀给予保护是周人的国策，这是具有大胸怀的“存亡继绝”与“立嗣守祠”。在先秦时代，视一个国家是否灭亡关键在于王室是否绝祀。存祀就保留了部族的精气神，这也是周人以部族之私殖民四方而能坐稳天下的秘密。

　　殷人之后生长在周天下，缅怀先王之时竟也情不自禁，他们将周天子的威风注入商王的形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又将洛邑的恢弘变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诗?殷武》）的咏唱。
　　说来也奇，尽管过去了若干个世纪，宋国的一些君主身上还带着商先王的遗风。殷商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甚为糟糕，“兄终弟及”与“父死子替”的混乱交织，表明国家根本制度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只能以贤德来弥补。
　　宋宣公（前747年—前729年）时，“不立子而与弟”的王位交接仍然造成了国家动乱不止。然而，宋国毕竟融入了周人的封建体系，遵守着诸侯间的政治规范。到了宋襄公那里，不仅高举仁义大旗，还一度想做盟主，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宋人似乎慢慢地接受了天命理论，子鱼就曾对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
　　宋人处于周代人文思潮的包围中，有着出入离合的矛盾，因此揶揄宋人的笑话不少。《庄子?逍遥游》说宋国有个人到越国去卖帽子，然而越国人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根本用不着帽子。《列子?杨朱》中说到一宋国田夫，他常年披着麻絮衣服过冬。有年春天，他到东村干活，独自晒在太阳下，感到非常温暖。回家后便对妻子说：“太阳光晒在背上这样温暖，别人大概还不知道，如果拿去献给国君，一定会得到重大的奖赏。”这两个故事透露了宋人的隔绝与孤陋寡闻。

　　《战国策?魏策三》说有一宋人外出学习三年（当然接受了周文化的洗礼），谁知归来便直呼其母名讳，理由是“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意指我对尧舜与天地尚且直呼其名，喊母亲的名字又何足道哉！《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到一宋人揠苗助长，这两个故事是在讽刺宋人的迂腐差劲。
　　《吕氏春秋?淫辞》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失了一件黑色的衣服，他去路上寻找，见有一妇人也穿着黑衣，便拉住不放，硬要脱去。他如此说：“现在我丢失了黑色的衣服。”那妇人说：“您即使丢失了黑色的衣服，可是这件衣服确实是我自己做的啊。”澄子说：“你不如快点给我衣服，过去我所丢失的，是纺丝的夹袄；而现在你的衣服，只是单衣。拿单衣抵偿纺丝夹袄，难道你还没占便宜吗？”这故事又是在嘲弄宋人的愚蠢无赖。

　　宋国的谣言自不会少，连宋人的以讹传讹也被用来做反面教材——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吕氏春秋?察传》）
　　宋国朝政之总趋势是走向衰败，以致庄子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当然他是爱国的，如柳下惠般不去父母之邦，断不肯出仕以资敌国。宋人还从殷祖先那里继承了对至上神若即若离、半信半疑的微妙态度。且看宋景公与太史子韦的一段对话——
　　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史记?宋微子世家》)
　　既是“天罚”，岂能说转嫁就转嫁，火星都能为他的三句话而动，只能说宋人的心比天高，而天意如儿戏般好玩。殷先王的精气神也还在，因宋国又出现了君主戴偃，他沉湎酒色也就罢了，却也用皮革袋子装满血，然后挂起来重温“射天”的游戏，他甚至射杀上来劝阻的大臣。庄子说戴偃比恶龙还恐怖，诸侯那时也视宋国为“桀宋”，并放话说“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宋王偃的这种脾性究竟从何而来，愚不敢断言，只知凡为商纣之所为，必不得善终。这戴偃真成为了宋国的末代君主，不仅自家性命不保，还连累宋国被齐、魏、楚三国瓜分而亡。

　　日期：2012-01-24 11:06:28
　　3.3
　　（接上）无论如何，在这数个世纪中，仇恨早已雨打风吹去，种族隔阂也已消亡殆尽，殷遗民避无可避地遗失着自己的传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如此，终于产生了最大的精神投诚者——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