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最初是殷商从事丧葬的神职人员，革命之后“王官失守”，光荣扫地，但继续穿着旧服饰，信奉旧鬼神，四出营生，虽自尊，却不为人所尊。处于周文化的包围中，更本着“非暴力”的态度，故显得柔弱不振。在周人总结卜筮反思信仰的大时代里，“先进于礼乐”的殷遗民似乎也完成了对以丧葬事务为核心的“整理国故”。作为“二等国民”的儒钻营本职，并使其世俗化，更通过对故家旧俗、流风善政的反思，逐渐有了新气象。孔子常自筮，他说五十以学易，人生便能基本圆满了。孔子也表示不能再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系列转变终于使儒堂堂正正地站立于社会上。儒家之诞生，应得益于殷周神学文化之沉淀。

　　最后来看《列子》书中一个充满隐喻的故事，说宋国有个叫“华子”的男人，中年时得了健忘症，行止颠倒，混混沌沌，全家都为他苦恼。先后请来“史”、“巫”、“医”来治，均无效。这时鲁国有个儒生自荐说能治好他的病，华子的家人便承诺以一半的家产作为报酬。儒生表示之前的治法本来就无用，应试着变化他的心灵，改换他的思虑。儒生于是脱掉华子的衣服，华子便去寻找衣服；不给华子吃饭，华子便去寻找食物；把华子关在黑暗处，华子便去寻找光明。之后儒生又单独和华子在室内待了七天，华子的痼疾一朝散去。但华子清醒以后却大发雷霆，休妻罚子，并拿起戈矛驱逐儒生。宋国人把他捉住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华子说：“过去我健忘，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知天地之有无，现在突然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数十年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千头万绪纷纷扰扰全部出现了。我害怕将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还像这样扰乱我的心，再求须臾之忘，还能得到吗？”子贡听后很奇怪，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高深地说：“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啊！”回头却叫颜回把此事记下。

　　这个“华子”不过是宋人中深受华夏文化洗礼之典型，他的颠三倒四，消极厌世，渴求“须臾之忘”，都是宋人集体心理病征的缩影。祷祝、巫术、医药作为殷人“粗浅的积淀”，已经不合于时代，真正了解病灶的正是儒家，司马迁说“鲁人皆以儒教”，那个纯正的鲁国儒生就是雅正文化之代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国人必须改变传统的路子，并解放心灵。

　　孔子其实很小心地处理自己殷人后裔的身世，他不曾说自己是儒，但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儒，他也就是儒了。就如马克思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全世界都知晓。被孔子称许为“至德”的二人竟都是周人（文王与太伯），以至后来荀子将周公的风云表现称为“大儒之效”。可见孔子抛开了不属于他的部族恩仇，致力于整合包括殷周在内的古老文化。

　　然此易招非议，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盖厌其将“圣人之后”的身份抛诸脑后而一心“从周”，还厌其拐跑了自己的弟弟司马牛，更厌孔门对司马牛灌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孔子的嫡孙子思也曾在宋国遭到围困，但他颇有祖风，据说于此时撰写了《中庸》。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儒道两家均认此事，老子是孔子的良师益友，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孔子见老子”的内容，孔融对李元礼开的也是“世交”的玩笑。孔门顾及此情，至少在先秦并未发表关于道家的过激言论。何以老、孔的君子之交到了庄子那里就成了嘲讽与攻讦，《庄子》一书也实在看不上周礼，宋人当然不是反儒，孟子当年还得宋君支助盘缠。盖因庄子本就是一爱国人士。

　　日期：2012-01-26 00:17:20
　　3.4姜太公在东方
　　《史记》录下了有关姜太公身世的传闻，说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的政治起点并不低，姬、姜二族有着世代的通婚关系，所谓“游说诸侯”，可推知其机谋与名气是在大部族间往还而积累的，“渭水渔钓”的典故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浓缩。
　　他的先祖被追为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其封国吕立于传说中的虞夏之际，这似乎是姬、姜二族进一步联合的讯号，同时也充当了吕尚日后享国的舆论铺垫。吕尚加入“小邦周”时已处老年，故他的成功常能激励后世那些壮心不已的大龄贤士，例如百里奚。所谓的“霸王之辅”，乃指吕尚绝对是周王国的智囊中枢，司马迁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又言：“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六韬》便是托太公之名。

　　由于功勋卓著和“东夷之士”的身份，吕尚不仅得到了周朝“首封”，且开国的地点就在东夷之地的营丘。作为异姓功臣，吕尚可谓享有最划算的政治安排与利益分配，但作为周室投向东方的一步试探性的棋子，吕尚面临的将是惊涛骇浪。因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才是周朝初年标准意义上的分封制，对“非亲非故”的部落周人大多施绥靖之计，而他的姜姓族人将卷入与东夷部落的冲突中。又因周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有扫荡东夷的决心，对东夷的战争也必不是计划周详后的按部就班。实际上，东夷之地的历史底蕴绝不在西方之下，而民风之彪悍更不输戎羌，胜败还尚未可知。故吕尚并非是周人那前所未有、顺理成章之统一事业里的和平使者，相反，他成了东方血战中的首当其冲者——第一拨远征军的总司令。能平之，则有齐太公；不能平之，仍是一吕尚而已。

　　吕尚在上任途中的经历可堪玩味。一位“逆旅之人”告诫他“时难得而易失”，不该如此不紧不慢。这个神秘人物的忠告或可看做某中立部落的提醒。吕尚自有所悟，三公之中唯他出身不同，周人而周公与召公皆未就封国，揆之情理，盖二人为姬姓开国王族，均不必远走跋涉，但为天子吏，便可终老宗周，又能锻炼子孙。吕尚若要为子孙奠定祖业，冒此风险，势之必行。于是“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这表明他以最快速度行军。

　　日期：2012-01-26 01:31:04
　　3.4
　　(接上)吕尚要做齐太公，那么首先面临着土著居民强烈的抵触，而营丘作为周人在东土的据点，也成为了东夷人抢夺的重点目标。
　　关于“东夷”，只是泛称，而所谓“九夷”（《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 ），这“九”字为虚指。
　　至于“夷”字，汉人许慎有“从大从弓”之解，貌似射箭勇士之象形。说这是后生的轻率附会未免太无视学者许慎的“考古”努力，东夷部落之勇武善射是切实无疑的，这也是一部族发展早期的必具风尚。此让人不禁联想到著名的神话人物后羿，他的原型可能是东夷族系中某部落的酋长。
　　为击垮强劲的对手，齐太公争取到来自姬姓王室的信任与支援，并被授予了主持东方征伐的巨大权力，最终瓦解了土著的反扑，打开了周王朝在东方的局面。此后他开始将个人风格融入治国之中。

　　齐太公虽然看重周室给予的名分，但也同样在乎按自己的构想经营东夷旧地，更介怀于异姓身份，故迫切地希望成就功业。他更多的是追求效率，考虑如何兴利。他把宗周的制度变通损益，“因其俗，简其礼”，进取精神是文化内核，在制度层面照搬基本模式，这是向周公“报政”的必要交待，但土著的巫风陋俗却不轻易触及。“感化”政策果真见效，“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