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周朝的光辉意义何在，只需对比其首尾两端的政权殷与秦。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活”最久的朝代，若加上先周时期，则长达千年以上，若再算上其对后世中国深刻之影响，真是“余无能名焉”，仍然只能借用那句“周虽旧邦，其命唯新”。
　　日期：2012-02-01　21:19:23
　　割礼
　　第四话文化转向与袪魅

　　（磨牙大战“诸子”系列之四）
　　杯子：文明是什么？
　　磨牙：文明是一座博物馆，封存兽欲，展览人性。
　　杯子：文明像什么？
　　磨牙：文明就像你，从来易碎，但会越来越结实。

　　日期：2012-02-01　21:29:59
　　4.1宗教温情
　　一场三千年前的“械斗”，其输赢结果本无关道德尊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苏末人与塞米提人之间的斗争，商、周之间的胜负也不体现任何正义力量的指引。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成王败寇之判定还是具有革命的。
　　在中国，没有替男孩子割包皮的传统，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有宗教传统的族群未必有割礼，有割礼的族群必定是宗教族群。古埃及、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非洲的部族等等都有着执行宗教教条的一丝不苟，可中国人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肉体风俗”，因为没有上帝命令他们该如何做，或者说，中国的上帝太不负责了。
　　奇怪的是，连中国的孩童们都知道一个的教训，即切勿“助纣为虐”；也明白一个道理，即“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吕氏春秋》）晚商的是是非非给中华文明留下了斑驳的童年记忆，政治中诸事不宜，例如，女人扰政、君耽酒色、听迷魂淫魄之曲、侈宫室广苑囿、设酷刑……这些都是历史教给他们的，效果似乎并不比代神立言差。

　　日期：2012-02-01　21:55:57
　　（接上）上古氏族部落是“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自尊自信其鬼神乃是人情，保留这人情的，是更大的人情。
　　据孟子说，商汤带领族人居亳的时候，与葛为邻，葛伯（国君或者酋长）只顾享乐而不管祭祀，商汤却十分热心，竭力促使葛伯祭祀。葛伯说没有牺牲，汤就送来牛羊，结果被吃掉。葛伯说没有粮食，汤就派人来做耕作辅导，并供应饮食，最后还是被葛伯拒绝。葛伯由敷衍到强硬的态度透露出有两大可能，一是葛人的“上帝”正垂死，葛已处于动荡期；二是商汤建立起他的“邑制国家”，便从事祖神教的推广，即要求葛伯祭祀商人之神。所谓“汤始征，自葛载”，神权王国多有此风。

　　周人虽然对外移风易俗，却没有否定各部族的祖灵，反而承认了他们的信仰，并以制度保障其“各祭其鬼”，此可谓宗教宽容。
　　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
　　——《墨子?明鬼下》
　　诸侯可各立其先君之宗庙，如鲁之文王庙，宋之帝乙庙，郑之厉王庙等。诸侯可行禘祭，禘即是祭祀一族之祖灵。《左传?僖公十年》便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说法。在处理宗教之间的共存关系上，中国确实要比西方做得好。“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赛》45：21—22）这与部落时代的“假威鬼神，以欺远方”相似，都不是神旨，而是妄人造神代神立言。

　　周人没有这样的宗教宣言，也没有规定只能拜天帝而禁止任何偶像崇拜。中国文化绝不是宗教性文化，此有赖于“理性早启”。正如殷人后裔孔子所说的那样，“敬鬼神而远之”，让上帝的归上帝，让世俗的归世俗。只有将一切上帝、鬼神藏于内心，才能避免宗教灾难。日后的中国正是基于这个观念，虽有信徒的偏执蒙昧，也有借助王权对宗教施行的打压，却无宗教狂热与圣战，在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拥有着宗教信仰自由。

　　周人紧要的一“恕”也走出了华夏文明肇始的关键一步。当众多部族的祖神同时并立，东方进入了多元信仰的新时代，“神不食非其宗”（《史记?晋世家》），先民们开始学会睁眼去看氏族、部落以外的世界。以前各个部族的天神、祖神都是惟一排他的“大爷”，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今他们都是匍匐在天脚下的“孙子”，不必再争得头破血流。树立至高“天命”的绊脚石被改造为垫脚石，而后乃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新局面，岂不妙哉！

　　改朝换代而不毁宗庙成为一种传统，后世蛮族欲亡天下而不得，正是要顾及存祀之风。周文化的兼容并包也为自己赢得了善果，即便到了汉代，孝武帝仍下诏：“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实际意义虽已不大，但还是可以垂范后世的。
　　日期：2012-02-03 23:50:43
　　4.2巫术迟暮
　　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没有起源，诚然，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装神弄鬼”的起点，故我们承认巫术是早期人类必备的“行囊”。
　　《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天子卜问上帝，尊天事鬼以治人民，神学色彩浓厚之处正可见在殷人的信仰危机之后，周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宗教努力，他们扶正了敬畏感与神圣性，而争取与“上帝”更加亲近，“在帝左右”，以“配皇天”。周王的“天子”之称在后人看来是了不得的“自大”，殊不知《新书》说纣曾自谓“天王”，此处有商王“诟天侮鬼”的狂傲。

　　“上帝”是个近不得也远不得的神秘存在，近则食之无味，远则，弃之可惜。何为社会最大之悲哀，那就是真理必由三种势力规定，即凿空蹈虚之皇权、虚张声势之神鬼代言人，以及不可理喻之传统。走出这个悲哀，才能叫做“其命维新”。抛开部族冲突，周人毕竟为天下“树德”了，“不可不敬德”的意识也经由二王、三公的言传身教以及史官之笔共同弘扬出去。华夏文明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远离了只手遮天的祭司阶层与神权统治，走向了人文的积淀与制度的建设。虽然占卜的习俗远未消失，但和奴隶现象一样，都是普世长存的，只是紧要程度大大降低。“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直到纪晓岚时，“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周后期之筮也比商人之龟卜稍为进步，周人也不会丢弃那些用过的蓍草龟甲，而是珍藏起来，整理排序，悉心总结，终至易学发端。

　　日期：2012-02-04 00:03:10
　　4.2 巫术迟暮
　　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没有起源，诚然，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装神弄鬼”的起点，故我们承认巫术是早期人类必备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