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毛诗序》所谓“强bao之男不能侵陵贞女”，然也，这是“制礼”的佳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周南?桃夭》）女方为家庭付出之合理性，必先得到仪式化的保障与一整套程序的考验。《列女传》说是申人之女已经许嫁于酆，因夫家礼不备而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以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此诗。酆京乃天子脚下，此申女不惧胁迫而坚守礼之精神，“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足可表彰。此乃真正的妇道。“从礼不从夫”，堪比“从道不从君”，此容后再论。

　　周公此人，虽去殷未远，却无甚祭司味，他的那套“情与礼的结合”，正是中国人所讲之“理”的始基。三公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他制礼作乐，用“文武之道”展现了周文明与酋邦（chiefdom）的区别。
　　日期：2012-01-31　22:30:30
　　甘棠苑
　　3.7召公路线
　　周公乃一时无两之政治强人，他的名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远远地盖过了同为姬姓王族的召公奭。然而，召公之于周王朝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

　　周公主导了二次革命，而他的核心地位来自其“当仁不让”的摄政。这个政治核心之所以能在权倾天下时不走向寡头统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王朝“核心人物”间的相互制衡，尤其是周、召二公。
　　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再到周、召二公名位的世袭，周朝政府里的“三公”共辅几乎从一开始就只剩下了“两党”互动。
　　开国的艰难时期，周、召二公戮力同心，助武王掀翻帝纣神权。然武王骤崩，少主势单，周、召二公开始发生分歧，首要矛盾便是周公摄政的问题。召公自有合理质疑，也有情绪上的不悦，其间或许参杂着贵族的政治利益与异母兄弟间的感情隔阂。在之后的一大段时期内，召公都几乎作为周公的对立面而存在。
　　二公的思想路线也形成了尖锐对立。周公营洛，代表了周族内部的开放派和军功势力，或可称之为“周党”。他们积极进取，努力争取殷人，并不惜把部族命运主宰力量与政权的合法性让渡出去，有对天命的敬畏与对异族的谦逊，以此可冲淡异族的排外信仰；召公主陕，则代表了周族内部的保守派与农商势力，姑且称之为“召党”。他们虽然也承认靠天吃饭，但更注重张扬自身的力量，他们坚信宗周江山的取得全在打拼，召公甚至说“天不可信”，实际上已将天命架空。虽然周公受屈上天动怒的“金縢”传说已表明天命观在周朝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召公毕竟戳中了天命信仰“不落实”的命门，尽管此时周人的信仰危机还远未到来。

　　“周党”认为殷人的失败是上天决定的，周人如欲守住先王基业，坐享天下，永固大命，就必须以诚待天，凡事顾念上天之威严；“召党”则认为周人的胜利不在“天”，而在于“我”，周族的兴旺发达应凭借先君之德，而非其他。同时，召公对异族抱有深深的戒心，如西戎地区的旅国曾向武王呈献大犬，召公竟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为训提醒武王。

　　日期：2012-01-31　23:04:50
　　（重发）3.7 召公路线
　　周公乃一时无两之政治强人，他的名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远远地盖过了同为姬姓王族的召公奭。然而，召公之于周王朝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
　　周公主导了二次革命，而他的核心地位来自其“当仁不让”的摄政。这个政治核心之所以能在权倾天下时不走向寡头统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王朝“核心人物”间的相互制衡，尤其是周、召二公。
　　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再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乃至周、召二公名位的世袭，周朝政府里的“三公”共辅几乎从一开始就只剩下了“两党”互动。

　　开国的艰难时期，周、召二公戮力同心，助武王掀翻帝纣神权。然武王骤崩，少主势单，周、召二公开始发生分歧，首要矛盾便是周公摄政的问题。召公自有合理质疑，也有情绪上的不悦，其间或许参杂着贵族的政治利益与异母兄弟间的感情隔阂。在之后的一大段时期内，召公都几乎作为周公的对立面而存在。
　　二公的思想路线也形成了尖锐对立。周公营洛，代表了周族内部的开放派和军功势力，或可称之为“周党”。他们积极进取，努力争取殷人，并不惜把部族命运主宰力量与政权的合法性让渡出去，有对天命的敬畏与对异族的谦逊，以此可冲淡异族的排外信仰；召公主陕，则代表了周族内部的保守派与农商势力，姑且称之为“召党”。他们虽然也承认靠天吃饭，但更注重张扬自身的力量，他们坚信宗周江山的取得全在打拼，召公甚至说“天不可信”，实际上已将天命架空。虽然周公受屈上天动怒的“金縢”传说已表明天命观在周朝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召公毕竟戳中了天命信仰“不落实”的命门，尽管此时周人的信仰危机还远未到来。

　　“周党”认为殷人的失败是上天决定的，周人如欲守住先王基业，坐享天下，永固大命，就必须以诚待天，凡事顾念上天之威严；“召党”则认为周人的胜利不在“天”，而在于“我”，周族的兴旺发达应凭借先君之德，而非其他。同时，召公对异族抱有深深的戒心，如西戎地区的旅国曾向武王呈献大犬，召公竟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为训提醒武王。

　　一种天公，两般时节，周、召之分歧看似不可调和，却都彰显出部族本位，以致于以周王朝早期政治东西差别之大，竟没有如亚历山大帝国那样分解为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安提珂王朝，此正是本位之功！周公倾向于为周族争取天命，政绩是“东国”的稳固与新制度的构建；而召公倾向于为周族延续祖德，故他师法先君，致敬传统，在一颗棠树下为民裁判，兢兢业业，并巡行乡邑，体察下情，与人们打成一片，深得民心，颇有文王之风。召公辞世以后，人民缅怀其德政，不忍伐此棠梨老树。至于《甘棠》一诗，傅斯年说：“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诗经讲义稿》）树不易迁，坐于其下，既表示受祖德庇荫，又象征着周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状态。

　　天可增加祖德的厚度，祖德可拉近天的距离，随着王权的逐渐加强，此两种思想路线与治国风格终将合二为一。无论如何，周初的思想路线之争展现出中华文明早期政治哲学的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