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2-11 17:36:52

　　================================我是正文的分界线===========================================
　　第四章：《形》篇
　　★掌控主动权：创造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形篇》
　　“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
　　——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
　　《孙子兵法》十三篇，进入到《形》、《势》两篇时，可谓渐入佳境了。

　　这两篇是为姊妹篇，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要连在一起读。《形》篇是《势》篇的先决条件，《势》篇是《形》篇的积累结果，犹如孙武哲学的两个桥头堡，将东方军事思想撑起，傲然雄立。而《形》《势》两篇又是接下来的《虚实》篇章的指导思想，在掌握了形、又创造了势之后，就能够虚实结合、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真真假假，游刃有余，如入化境。
　　何谓‘形’？何谓‘势’？
　　形，就是先站稳脚跟，占据有利位置，摆好pose，让自己屹立不倒，易守难攻，比对手更有优势。
　　势，就是积累力量，创造一股对自己有利、对敌人有碍的趋势，最后趁势而为，一鼓作气，势如破竹。
　　这样的文字解说，还是不够生动。

　　如果读者们会下围棋，就容易理解了：
　　形，就如同在开局之初，占稳四个角，使自己倚角独立，保证根据地的火种不灭，星星之火虽小，但因为pose摆的好，日后定能成燎原之势；
　　势，就是在四个角形的基础上，进行棋子力量的积累，这股力量的趋势或是向左、或是向右，势是要造的，通过人为努力，可以引领一股大趋势，最后铺天盖地而来，谁也阻挡不住，顺之则昌，逆之者亡。
　　好，让我们来一一阐述吧！
　　在《形》篇中，孙子强调军事实力是致胜的基础，若不具备相当的实力，则“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说的这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可谓文眼——先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再等待寻找机会，去战胜敌人。

　　共产党当年便是如此。当初共产党军队只占据了陕北一小块革命根据地，在江苏、江西、山东等地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零星儿一点力量。经过长征一年时间, 长途跋涉两万余里, 抛头洒血, 饥餐露宿, 一路鏖战之后, 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 90%以上的部队损失，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毛泽东要靠这点兵力存活下去尚且困难，还要与手握雄兵的张国焘角逐，何谈打战拼命了？

　　此时，共军要塑造好自己的‘形’。韬光养晦，低调做事，不与强大的国军发生正面冲突。在这期间，共军内部有过南下的趋势（以张国焘为代表），但是失败了，有过西进的趋势（西路军），也失败了，毛泽东只好龟缩在陕北的窑洞里，修炼内功。
　　一直等到抗战爆发，西安事变，才等到了机会。
　　日本人入侵华北，国军与共军有了共同的敌人，也因此暂时团结起来。
　　自1936年到1940年，三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在陕北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共产党搞‘减租减息’土地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债主减租减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农民的生活，以调动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向地主债主交租交息，照顾地主的利益，保障地主的地权和财权，以争取地主阶级站在抗日人民一边。
　　在这几年时间里，共军一直‘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如果把当时中国比作一盘大棋局来看，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向华北地区逼近，国民党军控制华东、华中、华南大部分地域，而共军只龟缩在陕北一小片区域，‘形’是很狭窄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等待时机。
　　孙子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意思就是：还无法取得胜利时，就要防守，有实力取胜时，才能进攻。毛泽东从全局来看，就是一直低调处事，不与日军、国军发生正面冲突，搞敌后根据地，四处游击，暗中发展力量。
　　两千多年前，秦国的改革家商鞅曾说：“能胜强敌者，先自胜。”凡是能打败强敌的，都是先有自己的强大的实力的。

　　韩非子也说：“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意思是国家安定强盛时，就易于施展计谋，而反之则很难。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袖子长了才好跳舞，本钱多了就容易赚钱了。
　　所以说，共军没有像国军那样参加正面战场，和日军硬拼，这在战略上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在陕北默默无闻数年，只为赚取更多的本钱，好在日后用得上，能做“大生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法家思想是非常具有长远眼光的。法家的韩非子曾经批评过纵横家们，说这些纵横术士忽视内政建设，忽视增强实力，只会逞口舌辩论之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单纯的外交取胜，简直是本末倒置。
　　共产党偃旗息鼓了好几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貌视悄无声息，蒋介石也觉得“赤匪”基本没戏了，只剩些散兵游勇，消灭他们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及至到1940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参战人数达40万之多，向日军发起主动进攻，还敢与之进行阵地战，计毙伤日军二万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这场“百团大战”不亚于蒋介石在一年前部署的全国十个战区的对日军的冬季攻势，直到此时，老蒋才如梦初醒，大呼上当，养虎为患了。

　　此时，毛泽东仍然希望隐藏实力，并不想做出头鸟，所以一直对“百团大战”的大造声势颇有不满，认为彭德怀过早的暴露了我军实力，在“形”还没有完善之时，会遭致很多隐患。
　　果不其然，由于“百团大战”的一战惊人，在日军、国军方面都产生了极大震动，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自此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日军集中力量对付共军，对陕北的共军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日军认为共军的敌后根据地是“皇军之大敌”，“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尤其是1942年日军发动的“五一大扫荡”，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几百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5个军分区司令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音远双双战死，八分区秘书主任于时雨烈士不幸在饶阳英勇牺牲，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奎被俘投敌。剩余的2万主力被迫转移到晋西北，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全部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

　　在1945年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上，彭德怀也检讨了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认为当初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敌人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据统计，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而国民党方面也对共军迅猛增长的实力愈发警惕。
　　早在1938年时，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期，延安方面请求蒋介石增设一个师的编制，就遭到蒋介石的直接拒绝，对共军发展军备有意遏制。及至“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方面许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西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其数量就更加惊人了！”老蒋紧急部署“防共、反共”计划，从此，“边抗战边反共”成了国民党中多数军官的共识和一贯作为。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国共摩擦的升级，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

　　在1945年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上，当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就提出批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事实上，共产党真正完善了“形”，是在林彪夺取东北之后。此时的共产党，拥有了东北富庶的资源、丰富的重武器和源源不断的兵源，又紧靠苏联的支持，此时日本已经战败，是共产党最有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