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不久就恢复古老的“籍田礼”，亲自耕田为天下百姓表率。为减轻农民负担，吸引鼓励农民力耕，文帝大幅度降低汉朝的田租税，“除田租税之半”，将租率由汉高祖的什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仅3%左右），使其成为汉朝定制。这种租税水平在整个中国封建皇朝时代是非常低的。同时文帝推行各种综合措施减轻汉朝百姓徭役负担，令诸侯归国（让大家离开长安回到封地，在朝廷任职的或承担皇家使命的除外）息百姓转运供养之苦。大皇帝本人还象一个标准的传统农夫一样，个人生活非常节俭，对老婆、孩子的日常消费也约束很严，除了对老母亲竭力奉养、报答母亲养育之恩、补偿老人家一生的凄苦。


日期：2009-07-20　12:19:18

　　汉朝初期最高统治者传统非常重视农业，到汉武帝时代更是把“重农抑商”作为一项根本国策奉行，后世各朝也基本全面继承这种治国传统，使中国社会在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形成了标准的专制农耕社会形态。而长期农耕社会和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结合，在多方面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典型的性格、习惯和特质，今天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华民族中短期的光明未来在于全面升级成现代工商文明，要摆脱农耕文明思维方式、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因素，我们需要全面反思我们祖先的得失，本书也将多处重点予以讨论。现在让我们先从汉初的青萍之末开始研究。

　　重农政策始于秦国，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战国时代秦国因自然地理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重视“耕战”的大背景。上古农业生产主要是集体劳动形式，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氏族、邦国的组织、调配、管理能力得以锻炼，劳动者的体魄得以强健，大家的关系得以融洽，而这些都是战争时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古代有“耕近战”一说。秦国为统一而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进步也从本质上支持了秦国的富强和统一事业。大秦朝建立后，秦人几乎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所有传统政策而很少改变。

　　汉朝刘、吕都出身于草根阶层，华夏三强女（吕后、武则天、慈禧）中首位女强人吕雉年轻时还经常亲自下地耕田。尤其是秦末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给中原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摧残，给刘、吕及其子孙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秦末的天下大乱和五年的楚汉相争不同于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秦统一六国虽然少不了杀戮和破坏，但它毕竟是相对有秩序的战争进程，秦的律法又非常严格，除因特殊战略考虑外一般禁止无原则的破坏和杀戮。
　　而八年混战完全是一场无秩序的大灾难，诸侯特别是项羽出于削弱对手、复仇、立威、筹集战费等多种因素，常常大规模地杀戮无辜民众、残酷剥削社会低层、破坏社会生产。刘邦虽然政治觉悟高，统治区内政策开明，可是民众生活一样异常悲惨。
　　由于农田荒芜、城市残破、人口减少、民不聊生，刘项相争期间甚至整个汉朝初年整个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特别是粮食供应。灾难严重时期饥谨遍地，即使刘邦、萧何治下相对情况好些的天府关中，也多次出现“人吃人”、“斛米万钱”的大饥荒。这种情况跟通货膨胀无关，而是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引起的畸形价格杀人现象。


日期：2009-07-20　13:15:08

　　汉朝平定天下后，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就是政治上安定民众和经济上恢复生产。秦朝国法严苛、百姓经济、精神、劳役负担重，心态是“人人自危、人心思变”；汉朝皇室希望民间“人自安其业”，必然要修正严酷的法令，减轻百姓的经济、劳役负担。同时为恢复中原力量、制衡匈奴、维护皇朝稳定必然要鼓励生育、发展生产，积蓄人力和物质资源。这种大背景下，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文景二世奉行重农政策在逻辑上是必然的。

　　同时汉初，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依靠国际贸易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丰富物质生活根本谈不上；北与匈奴、南与南越国的关系并不融洽，朝廷为削弱异族力量甚至有意暗地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加上中央枢纽关中地区沃野平畴、农业生产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规模合理、经济负担小，不需要其它地区经济补贴和大规模物资输入；朝廷奉行黄老之术，以安民息民为务，未征集民力大肆修建道路，改善中原特别是关中不利于内河航行的各条水道；所以大规模发展商业的条件具备不具备。

　　刘邦出身寒微，也许早年生活经历使其对贾人有偏见（古代农业社会普遍认为商人阶层不事生产，喜欢囤积居奇、借难谋利，不甚认可其方便物流、利益民生的社会作用），所以开国后对商人并不待见。他继承了秦朝限制贾人奢侈的政策，对商人实施特殊户籍管理，征收较高的商业税收。为繁荣民生，汉高祖虽然于商人以宽松的经营环境和开明自由政策，但同样严厉打击不轨商贾操纵物价、抄作物资的投机行为。惠帝、吕后时代，基本上奉行同样的商业政策。文帝治国同样“以农为国本”，父子沿袭，使中国确立稳定农业社会架构。汉武帝时，为反击匈奴、张扬国势，出于筹措战费、集结国力的考虑，加强对商业的国家管制，彻底确立“重农抑商”的传统皇朝政策。


日期：2009-07-20　13:40:30

　　一个自耕农占人口比例压倒性优势、农业占经济结构主体的国家，其国民性格必然受社会影响形成相应的统一性。农民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春耕秋收、种瓜点豆，生活相对单调，节奏缓慢，靠天吃饭和经验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以家庭为劳作单位、政府统购统销限制了人的社会性；普通农民无机会接受良好教育或旅行天下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抱负；农业社会节约是最基本的致富之道使中国人养成传统的反对浪费、省吃节用的朴素消费观念；在田间劳动或村落生活，相互打招呼的距离和方便使国人普遍喜欢说话嗓音高；变化很少的生活、朝廷、政府统一规划的模式，让大伙政治倾向传统普遍保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而重视商业发展的社会则属性要求完全不同。商人因交易过程习惯妥协性思考问题；商人为求利必须灵活敏感、精于计算；商人为求交易秩序公平必然要求更高级的法律系统（尤其是商法、民法）；商人行走天下、见识广博、头脑灵活；商人为求利益必须想方设法发明新产品、提高货物品质谋取竞争优势。总之商业社会极易催生法制公平、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这三点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社会进步核心。

　　而更高阶段的工业文明除了延续强化商业所有的进步诉求外，工人的组织性、社会合作性更是全面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甚至于细微处，一个流水线上专心生产的工人或现代办公室里的文员，不能高声喧哗影响别人的工作，从而逐渐形成低声讲话、交流意见的现代文明习俗。
　　关于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三大产业对人本身思想、行为的潜移默化我们以后再在多处着重探询。

日期：2009-07-20　14:51:30

　　文帝时期政治上一点重大动态同样引人注目。文帝登基后臣僚建议“请立太子”，可能是由于自身称皇事出意外的因素，文帝在和朝臣商议时曾考虑过在刘氏宗族内选拔亲王贤者为继承人，因百官坚持才立儿子刘启为太子。这个细节说明汉朝初期关于皇位继承权还没有形成标准的制度，也许存在皇族民主制的倾向，当然更大可能是有亲王不服文帝的继位，朝廷存在不同势力的斗争。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造反，后来淮南王谋反进一步充分证明这种可能性，所幸两件大事汉文帝都处理的非常妥当、开明。对迎立文帝的三重臣周勃、陈平、灌婴的政治安排也反映出汉文帝诚恳、忠厚和聪明的一面。

　　汉文帝是中国封建皇朝时代第一个具有自责意识的皇帝，明确提出：“百官之非，宜由朕躬。”（朝廷官员有错误或罪过，责任主要在皇帝），这和周朝的民本主义不一样，在强调为民服务的使命的同时，更直接认定了天子的社会责任感。汉文帝废止诽谤妖言之罪，鼓励臣下和百姓大胆提出意见，同时身体力行，因少女缇萦救父之哀而果断废除伤人肢体和尊严的“肉刑”，秦汉相袭的惩罚扩大化的“收孥连坐法”也为汉文帝废除。汉文帝是古代一个能够正确理解和认识法律精神和宗旨的少见明君，为后世彻底法制改革、由野蛮向初步文明吹响了前奏。

　　不仅大力扶持农业发展，汉文帝期间“弛山泽之禁”，把原规定归属国家的所有山川林泽对民间开放，允许百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准许私人开矿、煮盐，在汉高祖原本开明的工商政策基础上推动副业发展和盐铁生产。为便于商业流通，汉文帝继续撤除内地关卡、放松商旅和人口流动限制。这些进步措施的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极大地刺激了汉朝的商品流通和区域经济交流。


日期：2009-07-22　10: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