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联兵西来，齐赵之地一片狼烟，自家亲兄弟梁王和吴王交手吃了大败仗，景帝事先对这些毫无心理准备，消息传来时难免心神不安。景帝军事上派太尉周亚夫带政府军主力东进救梁击吴楚，派大将栾布将兵击齐地诸叛王，郦寄击赵；并派舅舅大将军窦婴坐镇荥阳。同时听从袁盎的建议，处死晁错，恢复诸王故封地，希望齐国罢兵。但自认为占上风的吴王拒不受诏，有更大的图谋，坚持继续反叛。可惜屈死了忠诚卤莽的晁错及其无辜亲属。

　　由于汉朝建立后。朝廷始终奉行养民生息的政策，百姓生活日益好转，所以除了少数地方少数人外，全国各地民众是真心希望和平、拥戴朝廷的。诸侯王为自己的利益发动叛乱，甚至勾结匈奴、东越蛮族，在景帝处死晁错以谢天下后又拒绝停火，道义和人心上都战不住脚。由于民心、军心、臣心普遍战在朝廷一边，所以当名将周亚夫真正出手后，不出三个月，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即被剿灭，其它五国也相继被平定。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二王败死后也不肯发兵相助。当然军事还存在齐王各怀鬼胎、号令不一、缺乏名将，吴楚步卒在中原地带难以和政府军车骑抗衡等多种因素。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趁势废除六国，只保留楚国、另立楚王。对其它诸侯国，也收回边郡、支郡，使绝大多数诸侯国只领有一郡之地。同时，废除地方诸侯王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募集军队的权力，改革王国属地官制、削减诸侯属官，明令诸侯王不得治理地方民政，仅保留“食租税”之权。经过一番调整，中央直辖郡增加到44郡，诸侯领郡下降到26郡，皇族主干和分支的力量对比完全扭转，诸侯名义上是国王，实际上只相当于享受更多俸禄的世袭高级贵族而已；王国地位从此几乎与汉郡无异。中央的物质资源和经济力量则大为强化，为汉武帝时集中国力反击匈奴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日期：2009-07-22　18:04:49

　　针对匈奴人时不时的南下骚扰和掳掠，景帝与父亲以和为贵的政策也不尽一致。虽然景帝坚持“和亲”，以和为主，但同样组织对匈奴的局部军事反击，中间还曾间断过“和亲”政策（和亲的表象是外嫁公主，内涵是经济贿赂，购买和平）。陇西将门后代“飞将军”李广（秦名将李信后人）就是景帝时代抵抗、反击匈奴汉军边防将领的杰出代表。景帝执政时期，首次出现匈奴小王率部众入关投奔汉朝的记录，景帝封赐投诚匈奴部落首领为列侯。这个细节说明这时汉朝已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匈奴，否则匈奴小王绝不敢背叛单于，寻求汉人保护而不怕单于报复；景帝敢于公然封对方叛徒为列侯显然是一种政治挑衅，鼓励匈奴人南下投诚，也是汉朝自信和力量的象征。这与刘邦、吕后甚至文帝时代是大相径庭的。

　　为支持边将抗击匈奴，甚至不排除景帝时代就酝酿大规模军事反击，汉景帝重视“马政”建设，鼓励军方和民间饲养马匹，官府存马规模曾达到四十万匹。另外，继续奉行募民实边政策，鼓励普通人到边郡，释放罪犯为自由人在边疆实行兵农混合的屯垦策略，减轻内地军民屯戍和物资转运负担。
　　景帝即位后即坚持执行祖传的‘重农抑商”国策。汉景帝亲口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多次命令地方官员以劝课农桑为首要政务。今天看来，景帝的观念似乎狭隘，但细考当年形势，除了祖上传统政策对景帝的影响，当时确有促使景帝重视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日期：2009-07-23　12:46:00

　　西汉经过文帝的长期休养生息，民间的疾苦大为缓解，生产逐年恢复、经济不断好转，人口规模随之膨胀。虽然不再出现汉高祖时期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但食品供应的压力始终存在，尤其是大自然出现灾异气候的年份。景帝期间，从文献记载似乎天气异常情况比较频繁，加重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景帝二年正月下诏：“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说明民间粮食紧缺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朝廷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开垦荒地，同年景帝正式下令“田半租”，将三十取一制度化，鼓励农业生产。景帝三年爆发“七国之乱”，虽然很快平定，但战争对正常生产秩序的干扰是难以避免的。景帝执政中后期还曾因大范围干旱和其它自然灾变影响粮食供应，临时下令禁止用粮食酿酒，禁止内地喂马使用细粮“粟”

　　（小米）。同时由于汉朝成立后，国家对民间管理整体呈放松趋势，实行“类自由经济政策”，老百姓的就业选择益加宽泛，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降低，而纯粹粮食消费者比例升高，同样对粮食生产有负面影响。汉景帝在谈到农业为社会之本诏书的下半段“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就是反映这种社会状况，最后基层官吏的轻微腐败，“以货赂为市，渔利百姓，侵牟万民”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一个因素。所以景帝于农业也高度的重视，采取劝农、整顿吏治等多种措施加大粮食生产力度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西汉继承春秋、战国、秦朝的惯例，以实物（当时就是粮食）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俸禄，这种官员报酬办法本身就是早年食物供应短缺的时代产物。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食物供给缺乏稳定性，能填饱肚子的谷物、肉畜很多情况下就是硬梆梆的最佳通货，部落间相互交流、调剂食物供应情况屡见不鲜。官吏愿意接受谷物为工资，显然考虑到回避通货膨胀因素的保值考虑，而且谷物相对容易保存，兑换成现金很方便。

　　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在未超过其实际拥有或能控制的有效生存资源的限制时，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一般情况下对市场扩展、经济繁荣是有益的。当然适度地控制人口，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和质量同样是一种有远见的策略。汉朝皇室虽然未必了解这个经济学常识，但战乱造成的人口严重减员，恢复经济繁荣和抵御匈奴侵扰的压力使皇朝统治者本能地鼓励人口增长。根据历史学者的计算，经过秦末大乱和五年楚汉战争破坏，汉朝成立时内地人口数量由秦朝全盛时的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规模缩减到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规模；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到景帝时代人口可能已经恢复到三千万到三千二百万左右。虽然到西汉晚期才有正规的人口国家统计数据，但上述估算大体上应该接近真实情况。迅速增长的人口势必在繁荣社会经济的同时带来较大的农业生产压力。


日期：2009-07-23　12:46:59

　　中外历史研究者在考量中国战国至两汉的农业发展情况时一般都喜欢选用战国李悝的著名计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我们现在也不免俗借用这段文字来分析。见于《汉书.食货志上》的这段研究讨论平籴法的记述目前俺没有见到更古老的文献或考古出土资料予以佐证，个人见解认为这是班固假托李悝之口或摘录别人的伪书，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币制尚未统一，战国时期三晋使用布币，如著名的“安邑釿化”、“晋半釿化”，不同于秦国的环钱、齐国的刀币。李悝应该管金属货币叫“布”或“釿”而不是钱。其次战国时代虽然铁制农具、耕牛和水利的发展使粮食单产量增加，但达到岁收亩一石半粟（180市斤，每石合120市斤）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可能，汉朝初年的水平也不过一百斤左右，亩产量提升到近二百斤那是改良播种技术、使用更先进的铁犁，实行精耕细作的西汉中晚期水平。然而这段文字尽管出处可疑，但反映了汉朝的实际情况反倒可能更贴合真实。


日期：2009-07-23　13:4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