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期间，汉族势力以中原为根据地急遽向四方膨胀扩张，除西南方向受阻于青藏高原未曾深入外，北方、西北、东北、东南、南方均有重大收获。特别是对南越和闽越的兼并，使整个华南地区与中原浑然一体，由此牢固成为中华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何汉朝对匈奴以外的其它地区的征服相对而言比较顺利或成本低廉呢？换一个问法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中国封建皇朝时期的国防威胁通常来自北方和西北方，而南方很少构成压力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一个一个有针对性地来分析。
　　先看朝鲜：
　　1、国土面积狭小，人口数量有限是无法有效抵抗汉朝的主要原因。

　　假定萁子确实被封在朝鲜，都平壤或云王险城（参阅高丽古书《三国遗事》），个人倾向认为这是周王朝对既成事实的一种承认或追认。周初分封诸侯带有明显的巩固华夏势力于天下的色彩，受封姬姓子弟或异姓功臣本质上都负有一项重大使命，镇压反叛或拒绝服从周族权威的任何势力，尽力扩充诸夏的地盘和力量。为此，周王室不仅给奔赴各地的诸侯分配扈从军队，还在他们扩张遇到困难时直接出动强大的王军予以有效增援。可是对前朝后裔的萁氏朝鲜绝对不会有这种政策，此外即使周朝真能一视同仁距离也太远，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效军事援助，单凭朝鲜萁侯国自身的力量成长的成果会受到限制。所以古朝鲜地盘比较小，始终未能形成战国七雄那样的规模；朝鲜气候也比较寒冷，土地出产比不上温暖地带，人口规模受制约。

　　2、当时朝鲜的技术可能相对汉朝比较落后。
　　萁氏朝鲜远离中原腹地，周围当年又是肃慎、三韩、东胡、孤竹等相对落后的部落、邦国，即使萁子当年承继了最先进的商技术文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文明的突飞猛进相比，可能多年后也显得相对落后了。远在东北方向的朝鲜要吸收引进中原的新进展因交通阻隔很困难（实际上当年北方燕国的发展都是七国中最落后的），东边日本当年更还是在生番时代。落后就要挨打，战国时期朝鲜动辄被燕国欺负蹂躏，说明其技术方面必然存在某些缺陷；秦朝在朝鲜的统治时间太短，又是极其遥远的边陲，文明的传播和影响程度估计也有限。所以当汉朝之际，朝鲜在技术上与中原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3、朝鲜人相对平和的天性。
　　古朝鲜远离中原世界，地处相对安全的地理单元，感受不到战国那种你死我活的严酷环境，国民上下心态比较平和、不用承载特别大的压力。萁子及其率领的亡国遗民深知周人武力的强大，无意靠武力与人相抗，依靠礼教、柔顺求取自己生存的空间，东夷殷人当年的文化传统发达，萁子在土著中大力推广，使朝鲜自古就成为有名的“礼仪之邦”。汉武帝时朝鲜人一时忍受不了汉朝使者的欺负授人以把柄，一旦如狼似虎的汉军杀来失败在所难免。实际上古代朝鲜只有在以我国东北为根据地的高勾丽人称霸时期才罕见地表现得气质强悍。


日期：2009-08-02　00:03:51

　　再看东越：
　　1、没有马匹，缺乏这种战略资源古代世界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国。
　　2、国土资源有限、人口规模不足。
　　3、虽然承继和吸收了中原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相比较还是落后，特别是国家组织方面，受到越人互不统属的习惯影响严重，力量和意志难以集中和凝聚。
　　4、长期以大米和鱼肉蛋白为主食导致人体型纤瘦、体力较弱。民风也不如北方寒冷地带居民强悍。

　　南越国情况与东越近似，但地盘大、人相对多，经济更富裕。但是多山的地理环境使军队机动性受影响，汉军虽然以楼船水师为主力，但军队中少不了一定比例的骑兵和车兵，越军在野外交战处于劣势。
　　至于西南夷各小国或部落，更是和两越比条件都差了很多。
　　综合而言，古代中国南方缺乏战略资源----马匹，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使内部凝聚力和同一性大打折扣，军队集结、机动困难（水陆运输除外），民风相对柔弱。还有从更深层次来看，南方高温潮湿的气候虽然使先民有物产丰饶、不愁衣食的好处，但不利于剩余农产品、有机物资存储（很容易腐烂变质），妨碍财富积累和文明进步；个体普遍性成熟早，体形体格发育受限制，寿命相对短；不象寒冷地带居民习惯于冷静、玄远地思考问题，知识和理性进步相对缓慢。这些都是历史上北强南弱的根本原因。

　　从世界范围来看，热带的文明通常萌生早，因为自然物产丰富，但是进步缓慢；气候特别严寒的地方物产太少难以催生强势文明；只有冷热适宜的温带最容易推动文明的升级和进步。当然今天的情况与技术条件已经完全不同。而当年的中原文明恰好具备了这项独特的优势从而成就了东亚最大最强盛的帝国。

日期：2009-08-03　01:06:50

　　汉武帝不仅以沉重打击匈奴和强力扩张疆域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烙印，他在“文治”方面实行的诸项重大制度、措施也不仅改变了当时历史运行的轨迹，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千秋后世，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石破天惊的政治决断。
　　汉初惩于秦戒，连续几代皇帝在统治国家的方略上都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皇位传到刘彻手中时，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从秦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全面恢复了元气，而且政治上历经几代人实践和努力也趋于成熟。这种时代背景使汉朝统治阶层具备了冷静思索、创建一套确保皇朝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的客观条件，恰好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又特别善于发现人才、听取和吸收臣下的合理意见，规划各项大政方针，所以在他手里完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成熟皇朝统治模式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一桩事。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在地方应举的贤良中青睐儒家弟子，而对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的“乱国政者”一概罢黜、不予录用，流露出尊崇儒术的端倪。建元末年，坚持黄老之学、对儒家缺乏好感的皇室族长窦太后去世后，束缚儒家出人头地的最后一道藩篱不存在了。一心强化中央集权、为刘氏家族和子孙后代打造万世江山的刘彻，不久后采纳“鸿儒”董仲舒的建议，以皇朝名义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中国皇朝时代的标准帝制意识形态。


日期：2009-08-03　01:07:5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核心为两条，一、要求国家的官方、民间学术、思想、文化活动统一在“董氏新儒学”的理论框架下；二、皇家各级政府选用文职官员时，原则上只录用信奉这种主流儒家意识形态的潜在合格者。
　　那么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又是什么东东呢？概括起来为“天人感应”学说、“君权神授”理论、“大一统”观念和“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体系。
　　旧儒家学说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孔子的原教旨是“崇仁”和“克己复理”，亚圣孟子大力宣扬“义”，荀子则强调以“礼”规范社会活动、调节人际关系。先秦儒家学派秉承了诸子百家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是一种力求维护封建制度（特指西周那种标准的狭义封建农耕社会，中国秦以后主流为专制农耕帝国或曰皇朝农耕社会，属于广义的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主张“德治”、“礼治”，核心可归纳为“人治”，呈现朴素人道主义的风范。这种思想体系客观地讲非常适合农耕文明社会，这是儒学二千多年来在中国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并为东亚各主要古代农耕文明国家争相学习、吸纳和效仿的根本原因。

　　而董大博士的“新儒家”体系虽然也披着“仁义礼智信”的眩目马甲，但细观其核心，除了“大一统”观念反应了时代的进步，“天人感应”学说悚戒封建君主要仁政爱民外，赤裸裸地篡改了先秦儒家思想民本主义的传统，宣扬君本主义、皇权至上，与一心维护君权专制的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同流合污。周朝以降儒家宣扬的天命观，主张“天命靡常”、“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而董夫子公然开历史倒车，宣扬商代的“君权神授”思想，极力把皇权“神秘化、神圣化”。董先生首创的“三纲五常”理论在所谓“三纲”上更是突破、背离了孔子还算正常的封建等级观念，把维护君权、男权演绎到病态的程度。坦率地说称“董氏新儒学”为“君学”恐怕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