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大博士著名的论文集《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等与先秦儒家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矛盾，也可以观察到大量融会了阴阳五行、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等家思想的拼盘杂烩。 当然董夫子有关推广教育、以农为本、鼓励人口增长、释放奴婢、重教化轻刑罚、广泛求取人才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来是适合社会生产发展和整体进步的。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董仲舒也和任何时代的思想大师一样，反对因循守旧、强调为政者要与时俱进、政策要顺应时代潮流，就是他所宣扬的“更化”。 他在应对汉武帝的奏策中说道：“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日期：2009-08-04　14:38:48

　　汉武帝以后不仅后任汉朝皇帝继承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而且之后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明确奉行这一原则，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制意识形态，由此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最大的人文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由于其太过重要，所以有必要详细加以阐述。
　　正面的积极影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大力促进了中国皇朝农耕文明的发展与稳定。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催生了政治制度的成熟，此后封建皇朝虽多次更替、甚至几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儒家传统从未被打断（篡改和变化倒是屡屡发生），新的统治阶级抄袭依赖汉武帝创立确定的有效模式维系国家运行。而儒家文化本身孕生于封建农业文明，与之相映得彰、相互促进，而大一统观念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结果就是长达两千多年的超级稳定皇朝农耕文明系统。

　　负面的不利影响则是多元化的。
　　1、桎梏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限制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秦始皇和汉武帝同样追求皇权至上、家天下万代的目标，两人都敏锐意识到箝制臣民思想为皇家专制服务的重要性。始皇帝采用焚书坑儒的铁腕手段来消除潜在威胁，以先秦法家的粗糙冷血制度维持社会运行；汉武帝更高明，以利益驱动有文化、思想和政治力活跃的那部分臣民走上皇家预设的狭窄道路为自己服务，选用适合农耕文明、社会基础和影响更广泛的儒学，暗中强化中央专制。这种貌似仁柔、亲民，相对富于人性的武帝方略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所以诞生后很久仍能大行其道。但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破坏古代中国百家争鸣良好思想文化氛围的原始杀手，尤以汉武帝的破坏最为彻底、成功。

　　2、使中国传统文化精英从独立学者多数蜕变为皇家豢养的个性统一、差别不大的文化奴才和专制帮凶。朝廷只重点提拔儒家门徒、古代皇家俸禄颇为丰厚、社会高端地位爬升途径太少，促使一代又一代书生和文化人想方设法挤进皇朝官吏队伍，提高自我社会地位和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这样的文化精英集团忠诚服务于皇家利益，固然在某些时刻表现出光辉的民族气节、政治气节，同时因儒家理念本身固有的某些先进性在协助建设和谐农业社会时不无建树，但因多数人求学根本目的和目标是功名利禄，而非探索社会奥秘和人文真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本身不是儒家门徒的关注重点），所以长期以来观察不到封建文化精英表现出整体的独立学术气节、研究探索精神及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力推动作用。

　　3、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治文明进化。儒家的法制观是德治与礼治，这种典型的“人治”法律思想符合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加上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孕育出成熟的商业文明，对法律实践的要求相对简单、原始，致使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现代司法体系。
　　4、儒家文化胎生于生产力低下、社会混乱的春秋、战国之际，其核心关注点是考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受时代环境限制忽视了对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研究。人文科学受制于人性和天道，越成熟越难于超越，而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几乎是无止境的永远需要不懈探索。儒家典籍中虽然讲求“格物致知”（从观察分析自然事物中寻求知识和真理），但其研究的知识和真理始终很少跨越出人文领域，同时以万世师表孔子本人为典型，对人类社会的变化缺乏足够、敏锐的预判（中国人传统在记录、借鉴历史，往后看这一点上非常突出；但文化基因缺少向未来前瞻的因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夫子囿于当时技术进步缓慢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节奏，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保守观（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就是农业社会本身促使人保守）。这种保守倾向和对自然科学及技术的忽视是中华文明后期升级缓慢的致命原因之一，君不见时至今日国人中仍不乏幻想从古老农业文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世良方的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思潮，指望什么《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之类的策略、哲理来指导社会实践，而背离了中国人传统的更显优秀的与时俱进、进取创新的精神。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智慧，值得我们尊重和传承，部分有益内容不乏现实指导价值，但客观看来只有更多倚重现代科技知识和先进社会制度求取民族进步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


日期：2009-08-07　11:11:54

　　从后人的角度观察，汉武帝执政期间整体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围绕着壮大皇权、强盛国家、完善制度几个核心课题。要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武帝重点考虑解决三个矛盾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外处理好汉朝与周边边缘文明体的关系，其政策是反击匈奴、兼并弱势邻国或部落；对内则是遏制贵族势力特别是刘姓地方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还有缓解帝国来自于广大普通臣民的压力。

　　在爷爷和父亲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汉武帝于巩固个人威望、全面掌握皇室权力后，接受名臣主父偃的上书建议，元朔二年（前127年）下诏“退恩令”。这项以刘氏宗族领袖皇恩普照名义颁布的政府法令核心就两个内容：一、要求诸侯王对庶子在原封国内裂土封侯，二、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管理。汉武帝通过这种柔和、巧妙的手腕肢解地方诸侯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了困惑西汉王朝多年的地方诸侯势力潜在威胁问题。

　　出于同样遏制贵族势力的目标，汉武帝择机改革调整了秦朝创立、汉初承袭的三公九卿中央官制。汉武帝把中央官员分为外朝官、内朝官（又称中朝官），外朝官由丞相领衔负责帝国行政管理（特意摘除了军政权），内朝官则由皇帝直接差遣，不专任行政职务，是与行政性质正规官称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这项改革主要针对以前丞相权力过重的皇朝隐患，同样的机构和程序调整还有增设尚书台，各种奏章转由尚书台地位较低的官员整理、拆读与审议，绕过位高权重的帝国丞相。由于战争的原因，军权也由从前的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向直接带兵出战的大司马转移（卫青与霍去病都曾任大司马，相当于总司令），而大司马及经常负责实施军事行动的前、后、左、右将军恰恰属于皇帝统御的中朝官，后来更是彻底更“太尉”为“大司马”。三公中地位最低的御史大夫职能相对模糊，一方面要辅助丞相，同时还要对内廷负责。

　　汉武帝改革官制起因于武帝与祖母窦太后的争权，是围绕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变革。改革实施后，加强了皇权、巩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相权，将中央官员分为外朝、中朝两个系统加强了中央机构对皇帝的服务职能。这种有利于皇权统治的新型中央官制一直沿用到两晋，直到隋文帝创建三省六部制，才被新的更科学严密的体制刷新。
　　部分国外汉学家认为汉初的三公九卿制度有近代“君主立宪”的影子，因为丞相为当时治国大臣，丞相府中有百官朝会殿，一般情况下丞相主持廷议商量国是，然后领衔上奏皇帝百官意见申请批准；特别或偶然情况下汉朝皇帝有时亲临朝会殿与丞相听百官议政。但是持这些意见的学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关键，西汉的大司马对皇帝负责，军队属于为皇帝私人所有的皇军，而非国家军队，这与现代“君主立宪”制是核心差异之一。


日期：2009-08-07　12:56:50

　　汉武帝为增强皇朝的干部储备队伍，削弱贵族世家的政治影响力，拉拢、收买帝国文化精英阶层，确立了察举制度，由地方推荐贤良、中央选拔任命政府官员。这项制度开创了有系统从民间选拔人才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