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最饱受争议的作为是他大半生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对民生的重大影响。汉武帝继承了帝国一贯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同样他还意识到商业、工业活动的重要性，只是他采取的措施还是为皇权服务，以强化官营形式的办法加强了对工商领域重要产业、行业的国家控制度。汉武帝完成了汉朝的货币统一和财政金融秩序整顿工作，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造西汉“五铢”钱通行天下。这项措施无疑代表了进步的方向，禁绝了过去私人缺斤少两、偷工减料滥铸成色、重量都有欠缺、形制粗劣的薄钱劣币，规范了货币发行规模，预防了古代通货膨胀对正常经济秩序的冲击和干扰，抑制了社会贫富差异和大金融势力的投机和变相盘剥百姓、聚敛社会财富的不义劣行。

　　同理汉武帝根据桑弘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平准制、均输制，设置平准官、均输官也是积极因素大于负面效应的正确经济措施，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平抑物价、调控市场、保障民生、打击投机牟取暴利的豪强和减轻百姓负担的效果。同样这种国家干预、控制商业的方式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种国家全面垄断商业的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商业进步则产生了深远不利影响。同时官商勾结、无耻官吏以公权换取私利、损害部分百姓利益的事情也没有办法禁绝。


日期：2009-08-07　14:02:49

　　汉武帝最受众人诟詈、大家意见分歧最大的经济政策是盐铁官营制度和“算缗”、“告缗”令，这一系列制度严重地伤害了大工商主、各地豪强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富人阶层”的一致反对。盐铁官营剥夺了相关工商业主聚敛暴利的传统权利，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制铁、煮盐两大暴利、特殊行业直接控制在朝廷手中，虽然对平民百姓利益触动并不大，但因为缺乏民间自由竞争显然对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制铁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汉武帝之所以倚重桑弘羊加强官营控制本质上是出于筹集战费、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目的，同样的考虑使他在后来再次接受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于元狩四年颁布了针对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前者相当于今天的财产税，后者则是鼓励民间告发试图逃避税收的富户巨商。虽说民间逃税行为是违法的，但汉武帝强课重税，损民以肥朝廷的做法显然也不正确。

　　汉武帝推行“算缗令”和“告缗令”，包括早期同样针对富商的“初算商车”的车船牌照税，都是本着扩大税基、提高税率的思路进行的。国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动用大批人员、耗费大量力量加强征收力度、处置“违法”资产，为汉朝反击匈奴、拓展疆域、大规模兴办学校、兴修水利、公共工程等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各地大工商势力被强行削弱、全国大批富户、殷实人家破产倒闭客观上抑制了当时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现象，打击了奴隶制残余，有利于小农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这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抑商运动”人为破坏了社会的商业环境、迟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一度各地出现“商者少、物贵”现象，影响了百姓的民生。

　　从法理上讲，正常社会富有阶层享受社会安定带来的更多好处和利益，因而承担相对高些的纳税经济义务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当国家处于危难或实施对外战争之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普通老百姓参军服役纳“血税”，有钱人相应补偿民众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汉武帝搞得民怨沸腾、天下富户尽伤元气毫无疑问是太过分了。

日期：2009-08-07　16:30:12

　　中华民族自古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富裕阶层承担较多的社会义务、帮助弱势群体、维护民族利益按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亡天下的痛苦可以被时间流逝逐渐愈治，但真正河山沦丧、家国残毁的时刻，集体的不幸是不分贵贱予以区别的。实际上当时的统治阶层、富裕群体可能遭受更沉重的打击，因现实的悲惨与昔日的富贵落差太大而更为痛苦难堪，百姓的态度相反更澹然。所以为了自家的平安，长期享受稳定强大国家带来的莫大利益，一个国家的富裕群体应该有更高的智慧和理性，自愿乐于做出些经济利益牺牲，既是一种高尚的善行义举，也维护了自己的核心利益。反之，明朝灭亡给整个汉族仕大夫阶层、广大底层民众带来的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对一个民族传统、文化、自尊和信心的戕害，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永远不要被轻易忘却。

　　精力旺盛、性格复杂、具有好大喜功倾向的汉武大帝一生南征北伐、东侵西讨，耗时44年的旷日持久杀伐及与之伴生的劳民伤财的政治、经济政策，使整个国家难得休息、民力不堪承受。武帝统治晚期，不仅祖父积累下来的国库财富消耗殆尽，更辛酸的是天下人口竟然减失近半，关东各地多处爆发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汉武帝不断发动高强度对外战争，但直接死于沙场或伤残的汉家健儿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非武装普通百姓多数丧命于转运输送之苦、饿毙于米贵饥谨之时，为沉重的徭役和天灾人祸所病疲，还有大量不堪苦难的民众被迫逃离故土、流亡到匈奴、南越、西南夷部等边远荒凉地区。所幸汉武帝晚年也认识到自己犯下的巨大错误，于公元前89年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百姓、官吏、军人道歉悔过，悉罢伤害百姓、糜费天下事，要求今后政策调整为“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武帝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渐显离散的民心和军心，使帝国臣民对皇帝和朝廷及日后生活前景恢复了信心，也同时表明他是一位诚恳、大度、明智的君王，他首创的“罪己诏”为以后的皇朝优秀统治者做了一个知错即改的榜样。

　　汉武帝的武功将广袤西域纳入了中华势力范围，开启了华夏与世界交流的门窗，巩固了前朝开拓福建、两广、越南北部、朝鲜半岛的成果，中华帝国首次成为中央帝国，汉人、汉族一词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称谓。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府的支持和尊崇让儒学成为了中国的国学，孔子获得了“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最高荣誉，我们民族有了明确的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对大一统帝国模式的稳定和延续奠定了基础；但是客观上也埋下了后世糊涂子孙固步自封、思想僵化的隐患。汉武帝创新整理的新型帝国统治模式使中华帝国制度从青涩含混彻底迈入了成熟明晰，为后世帝国不同继承者延续、效仿。

　　虽然汉武帝好大喜功、骄奢专断的性格缺点给治下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但也为后世华夏子孙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辽阔无边的疆域、牢不可破的帝国观念、大国意识、不可动摇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心、超强无匹的国际地位（古代世界）等物质遗产、精神财富和民族荣誉，尽管这是那个时代无数军民付出巨大的财富和生命牺牲才赢得换来的。古人用“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八个字评价汉武帝的军事行动是恰如其分又十分中肯的。近现代中国也常有平庸统治者动辄唱出集中力量办大事高调，假借为民众谋福利的口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可是与武帝相比，外无尺寸疆土增益之功、国民、国家国际地位丝毫未见提高，内则败坏国民风气、毁灭民族传统，尤为可憎的是即便实施具体的公共工程项目也是本着为少数人甚至一家一姓牟取私利的龌龊动机，比不上封建皇帝为一族、一国广大民众利益而动的眼界和见识，实在是令人不齿和唾弃。


日期：2009-08-10　11:45:54

　　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乱”失去长子戾太子刘据，同时牵连诛杀包括名将卫青之子卫伉在内的大批权贵和普通人家，连皇后卫子夫也被迫自杀。垂暮的汉武帝选定幼子刘弗陵为皇位继承人，安排最信任的霍光（霍去病同父异母弟）、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和桑弘羊为辅政大臣；担心子幼母壮可能发生外戚乱政的汉武帝甚至刻意处死了年幼太子的母亲钩弋夫人。处理完身后事的一代英主刘彻公元前87年春驾崩，享年70岁，坐据龙椅时间长达54年。

　　汉昭帝（刘弗陵）时代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可以视为一个过渡时期，虽然各种因素表明昭帝是一个聪明睿智的皇者，但实际上幕前全面主持皇朝事务的核心实质上是首辅顾命大臣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