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奇妙处便在于，它作为如此宏大的价值体系，其基点并不在以上帝为至尊的神权，也不在以天子为象征的王权，更不在以封建为表征的宗法，而偏偏散落在每个个体之上。孔子有言：“不学礼，无以立也”。社群秩序依赖于个体，群己关系中首重立人，群而不党并不易，因为个体只要凑成一团，就容易丧智，反被吞灭。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

日期：2012-02-20 22:58:21

　　5.5封建赠礼
　　“封建”从一个养在深闺的历史术语沦为一种游街的恶性前缀，变化之剧，让人不由感慨凝固千年的传统理解总在“新风潮”面前不堪一击。
　　提及“封建主义”、“封建思想”，中国人多半是要皱眉的，国人对“封建”这种无条件的轻蔑出现在20世纪，这时的“封建”早已失去其真意，而渐被打为反动词汇，此乃学术灾难。受难者必须一再忍受诸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类不知所谓的术语，国人已深陷“常识危机”。
　　而提及联邦制，更是不对国人胃口。这倒也是，早年的联省自治不就烟消云散了嘛。可是，数十年的时间只有助于沉淀史实，却未必能浮出方向。我们若以数十年的经验去将一维系八百年的政治体制说得一无是处，那是绝对肤浅的。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的联邦制各具特色，而非一个模子，那么周人的封建体制亦可视为古典的、东方式的联邦制。学者观古鉴今，反倒应具备一些“封建意识”或“封建视角”。

　　所谓联邦制，其本质还是有限分权，此“有限”的最高境界便是中庸，既无尾大不掉，也非强干弱枝。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国家是美国，他们的联邦政府是自下而上由各州“协约”组建，是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利益产物。联邦政府无权任命州级官员，各州自行其是，但共尊宪法，对外一致。而东方的“周朝”由最高的王室从上至下胙土分国而成，其分权架构与美国相当，其初衷也是联邦而非邦联。但因倾注太多部族理想与私心，向所有子民开放选举的条件先天不足。天子有任命天子吏的权力，他多半会从强宗大族里选拔行政官。此古今二种联邦制都非自然之形态，而是出自精心设计的“人造物”。

　　齐景公曾问“和”与“同”之差别，晏子认为“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味道调配要恰到好处，然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周王朝就像一大碗肉羹，各邦国则像一小碗肉羹，若要安定繁荣，需要诸侯、大夫来做水、火、酱、盐、梅，为政者要掌握分寸，应用中道，无过无不及，以此熏化万民。
　　“协和万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政治理想，抛开军事行动，其依托有二，一是以国字为基石的文教系统，二是贯穿宗法精神的家国制度与宗藩秩序。这个“和”字本不是动词，不能为和而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在国家发展方向上追求“天和”，在社会秩序中寻求“人和”，这就是真正的和谐。所谓“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各邦之间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都应该在桌面上化解，而非兵戎相见。没有这个礼的意识，联邦无疑会倒向分裂，那么“而树之官，举举之表旗”（《左传?昭公元年》）的诸侯封界将沦为主权国家的边境，此是后话。

日期：2012-02-20 23:22:17

　　（接上）周人以“和”保证了血脉铺张的平顺，因此后人实在不能小视他们的智慧，东周的百家争鸣、庶民站起、商贸繁荣、城市扩展、土地垦殖等等，甚至包括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如百里奚有言：“救灾恤邻，国之道也”）都是这个联邦体制孕育的。虽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但帝国倾向长期为封建主义所压制，正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挟天子以令诸侯”、“五霸存其政”也都是典型的封建思维。当晋文公重耳在流亡乞食之际得到野人以土相赠时，他或许被点醒——这就是先祖打天下而得到的土地呀。当外交需要时，诸侯还可以“割地以赂之”，但大多时候诸侯们还是记得“守国”与“无失其民”，这还是封建思维。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
　　——《韩诗外传》
　　这虽是件小事，但历史的发展渐渐证明了孔子“正名”的先见。魏惠王就曾自称“夏王”，时至战国末期，公孙衍又策划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的政治事件，此后，如同近世日本、德国相隔欧亚大陆而成法西斯轴心，齐国与秦国两强一度相约称帝，成为“帝制运动”之轴心，秦为西帝，齐为东帝。之后苏代更是倡议“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史记·苏秦列传》）“帝梦”肯定不是战国才有的，之所以昭显于战国，是由于称王的风尚已经满足不了志在天下的君主们。

　　尽管周制的结局凄凉，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比商王的众叛亲离，其重臣名士的纷纷离去，在周天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无论何门何派，多少有为先王护短的自觉倾向，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也会被描述为“救民于水火”或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也基本持有历史倒退论，不仅有些“三代以下无完人”的意思，六经及子书中也多少有对上古政制的眷恋与美化，而所称“三代”与“先王”，无非是欣赏那真淳的政制，而周初之制无疑又是最近最实的“传奇”。

　　即便这个体制越来越脆弱，他的优点依旧很明显。孔子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是何意？南怀瑾这样解释：“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宋代沙门儒者惠琳讲“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甚得要旨。想那共和行政之时，虽无君主，礼仪不废。夷狄若无君，必然散乱流窜，土崩瓦解，真是十分契合历史。

　　西哲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先贤也是言必称三代。古希腊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圈子，相比于先秦“中国”意识的兴起，希腊半岛的城邦可没有如此高的希腊认同感。他们那里的风尚是城邦同盟，可聚可散，一旦散了，就破“境”难圆。而“华夏”也是个文明圈子，也可大可心，可聚可散，然而这个圈子有圆心，即文明的始基与重心，故散了能聚，分久能合。“滚雪球”运动便是中华文明的关键。雪球会滚动，那么文明自也无须固步自封。正是滚雪球式的文明推拓，才使东夷之地开出孔孟之乡，使荆蛮之地获誉“惟楚有才”。

　　周朝虽是一个世界，却并不推行世界主义，仍有其过分自我之处。周人的构思当然也不完美，但若说他们的想法全然过时，没有一丝一毫的佳处，则绝对偏激；凡不正视他们的制度建设，便有过河拆桥之嫌。如前所述，礼在东方扮演着类似联邦宪法的作用，荀子曰：“国之命在礼”，诸侯各据其疆，共尊天子，九州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同则相亲，异则相近，和而不同，就是东方古典联邦制的精神。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近现代中国的一大批政治人物倾心于舶来的“共和制”，却将和之传统精神抛诸脑后。

　　周朝与美利坚合众国从立政迅速走向强盛的历史表明，一个怀有伟大抱负的新生政权，如需从开国阶段稳步进入向外推拓的轨道，不断吸纳新成员而能长久保持不溃散，联邦制无疑是最佳选择。若依现代的政治经验来看，没有适当地方自治的大国想要有条不紊地维系下去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周人这个既有自治又能联结的国家模式很是前卫。孔子说“吾从周”，那是扬弃，而他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代亦可知”也有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因为周公之后三千年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广土众民的国家，或许日后民主宪政的大中国正要借鉴这种模式。敢问路在何方，不如采用中和，借用顾炎武的一句话——“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振兴机会，庶几在此！

　　第五话完（全书已连载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