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李世民所说有几分道理，但其中估计也有些水分。以唐军与突厥骑兵以往的交战史来看，并不占据太多的优势，如果说唐军可以挫败突厥人对长安城的进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李世民所说，可以歼灭突厥军队的主力，这个可能是事后颇为夸张的说法。而且对于大唐的皇帝而言，渭水之盟也是一种耻辱，因为毕竟以金银财宝做出让步，所以后来李靖平突厥之后，唐太宗曾称赞道“足澡渭水之耻”，耻并不丢人，丢人的是耻了之后，不知道奋进，“知耻近乎勇”，此言是矣。李世民的这个战略确实充满深谋远虑，日后对突厥的战争，果然如李世民所说，一战而击灭之，从这个角度来看，李世民不愧为伟大的军事统帅。

　　在突厥人退兵之后，颉利可汗以三千匹马、一万只羊作为礼物回赠李世民，这个举措意味着突厥人不敢象以往那样轻视大唐帝国，突厥政府也在调整着对唐的外交策略。对于颉利可汗的赠礼，李世民一概不收，只向突厥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颉利可汗将掳掠的中国百姓归还中国。
　　一批批在战争中被野蛮的突厥骑兵掠到北方充当奴隶的中国人，在受尽折磨之后，终于返回自己的家园。除了百姓之外，归国的还有战俘，其中包括在前一年太谷会战中，被突厥人俘虏的温彦博，温彦博在被捕之后，面对突厥人的利诱威逼，坚强不屈，宁死不泄漏唐军的机密，可谓铁骨铮铮，他的勇气与节操赢得李世民的尊重，后来他先后出任吏部侍郎、中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书令等，成为贞观时代名臣之一。

　　与以往的和平协议不同，这次与突厥的议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之后数年内，突厥人罕有侵犯。这既与大唐力量的崛起有关，也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李世民在渭水河畔的表演，对突厥人来说，相当的震憾，这是一种威慑。
　　军事较量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与突厥的议和，使得频繁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先进的中原文明在战乱平息之后，体现出其惊人的生命力，大唐帝国的国力得以迅速超越突厥汗国。

日期：2008-6-22　7:57:05

　　(赫日当中--34)
　　九、强国之路与尚武精神的激扬
　　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多方面的。
　　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四年（630年），仅仅用四年的时间，大唐帝国便击灭了最强大的对手突厥汗国，这其中的奥秘何在？李世民与他的政府，在这几年时间内，又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还是简单地回顾一下大唐帝国在这几年内，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一些情况罢。
　　首先是经济上的强大。中原农业经济与周围的游牧经济相比，有着更强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和平的年代。李世民登基之后，当即免除关内及蒲州等六州两年的租调，其余各州免除租调一年，此项政策大大刺激农业之发展。对于受突厥人入侵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按照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发放赈济品；对于受封为王的皇亲国戚，大大降低其封邑的标准，以减轻当地农民的负担，李世民对此的说法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

　　政府倡导节俭，李世民也对群臣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史载，长孙皇后“正位中宫，务崇节俭”，为宫廷树此风气。
　　在李唐政府的努力下，受战争破坏严重的经济很快便复苏，先进的科技水平以及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使得大唐帝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突厥汗国。
　　大唐帝国在制度上的建设可圈可点，制度的优越性是使得帝国保持活力，并使得国力蒸蒸日上。
　　在前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唐王朝在制度的改进上，可以称得上是集大成者。其设计之构架，很多方面可以媲美于近代政治制度，即便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仍然不失其精巧与睿智。
　　在大唐帝国政治构架中，除了皇帝无上的权力之外，国家权力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这三省的职能相当于是这样的：中书省为制定法令，即立法机构；门下省为审查法令；尚书省则执行法令，相当于国务院。一台为御史台，其重要职责是对百官的失职及犯罪进行弹劾，行使监察权。“三省一台”的核心乃是一种立法、审查、行政、监察四权分立。

　　“三省”的权力相互独立，且相互制衡。尚书省不得违反中书省制定的法令，中书省的法令又必须受到门下省的审查，门下省也不能在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推翻中书省的提案。一般说来，朝廷的制敕法令，是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起草，但是中书舍人共有六名，其意见也不一定统一，因此各人可将不同意见另呈，并签署姓名，提交给上级中书侍郎，中书侍郎审查后提出意见，提交了中书省的负责人中书令，中书令最后拍板，然后将草案提交给门下省，由门下省的工作人员逐一审查，提出反驳的意见，一旦门下省驳议，则中书省需将此草案相关部分再讨论定夺，然后复交由门下省再审，这个称为“驳议制”。同时，国家之大政方针，经常由三省高层官员共同开会商议决定，这也是一种权力上的制衡，预防权力某中于某位大臣之手。

　　如果把“三省一台”的顶头上司皇帝去掉，这简直就成了近代的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了。可是凌架其上的皇帝，使之最终只能是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因为皇权高于法律，并且能很轻易地将这种制度破坏。即便如此，遇到象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千古明君，不仅不严重干涉这种分权制度，而且将其具体化，推进了“三省一台”制度的健全。
　　唐太宗李世民的确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有自知之明。对于中书省与门下省这样立法与审查机构，皇帝的诏敕本身就是法令，他们不敢反对，这使李世民非常生气，在贞观三年时，李世民对中书省与门下省批评道：“中书与门下两省都是机要部门，我的诏敕有不恰当的地方，都应该要议论反驳。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你们只是唯唯顺从，从来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如果只是这样做做文书工作，谁人不可以进中书门下？何必选择有才之贤人呢？”正是在李世民的努力之下，驳议制才开始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制度，这确保了帝国法令上的谨慎与延续性。

　　同样，唐太宗李世民也尽量克制皇帝的无上权威，他在朝会上轻易发言，他解释说：“我每临朝时，每说一句话之前，未尝不先三思，恐怕说出的话不够谨慎而有害于百姓，所以我不轻易发言。”在帝制的年代，能够李世民这样有着足够清醒认识的皇帝，确实凤毛麟角。

日期：2008-6-23　8:03:17

　　(赫赫当中--35)
　　贞观之治与李世民的勤政是分不开的，不到三十岁的他，正当时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魄力与意志，完全可以媲美于他的军事上的勇猛与坚忍。短短几年的时间，李世民便使得社会民生迅速地稳定，他的政策有富有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当李世民刚刚登基之时，全国各地盗贼不断，对于如何肃清这些令地方官员头疼不已的盗贼，有些官员提议课以重刑。李世民对此建议不屑一顾，说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致力于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李世民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当以敢说话著称的魏征批评皇帝李世民“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时，李世民先是愕然，继而听到魏征有理有据的批评之后，又大喜地说道：“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唐初的百姓能遇到这样的皇帝，真可以算是数千年专制时代最幸运的人群了。

　　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而贞观时代又是大唐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其气魄与胸襟，多多少少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子。
　　这是一个自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