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叫刘恭的人，脖子上有个“胜”了，也不是是纹身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人还得意洋洋常说“当胜天下”，这是什么意思？要谋反啊？因此官府把他给抓了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后，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他有天命，我也无力铲除；如果他没有天命，写了个‘胜’字又如何呢？”然后下令将他释放。

　　这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倘若放在明清文字狱的时代，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由小见大，这个大，就是人性化，人道化。比如在刑法上，唐初的刑法比以前各朝要宽大合理得多，贞观元年，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即命令重修刑法判例，将五十余种死刑条款减轻一级，废除肉刑，改为流放，并不使用酷刑。现在一些电视小说将凌迟酷刑也套在唐帝国的刑法上，其实是根本没有的。
　　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其命令也时常跟法律发生冲突。贞观元年时，由于百废俱兴，政府要大量选拔人才担任官职，伪造假冒资历的人很多，唐太宗大怒之下，下令一经查出即处死。随即有人被查出，唐太宗马上想处以死刑，但是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只将此人判处流放之刑。唐太宗很不高兴，找来戴胄责问，戴胄十分勇敢，对皇帝说：“依据法律条文，应该判处流放。”李世民怒道：“我是有言在先，现在你要遵守法律条文，却让我失信于人吗？”戴胄不慌不忙地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条文则是国家所颁布，应当取信于天下。陛下只是对官员候选人的欺诈行为十分愤怒，因而想杀了他们。现在依据法律条款，是不可能判处死刑的，应该以法律的裁决为准绳，这是为陛下与国家维持大的公信。”李世民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的皇权虽然凌架于法律之上，但是他深知法律是治国之根本，所以他转怒为喜，赞扬戴胄：“你能公正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对司法权不横加干涉，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尊严，这是李世民作为伟大君主的一面。李世民的时代，在刑法上特别是死刑上是非常的慎重，李世民认为“死者不可再生”，如果出现冤狱，即便日后怎么平反，都无法弥补其过，因而在判处死型的程序上，极为谨慎，须由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在贞观四年时，全国判决死刑的人数仅有二十九人。

　　这绝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冤狱最少的黄金时期，也是古代最富人性文明的时代。

日期：2008-6-24　7:56:38

　　(赫日当中--36)
　　在国家经济、制度、法律诸方面均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大唐帝国的欣欣向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一定带来国家的强大。文明帝国毁于蛮族之手，中外皆有，宋帝国是一个例子，西方罗马帝国最终也为蛮族所摧毁。故而文明仅是强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依靠的是强悍的国家精神。
　　近代以来，“扩张”一词，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贬意词了。的确，自从第二战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政治产生新秩序，然而这不过是最近数十年的事了。对于漫长的中国古代史，扩张更多时候乃是体现为一种为国家安全而采取的积极防御，一旦失去扩张的信心与动力，必定饱受侵犯之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是如此，国亦如此。

　　尚武精神的激扬，使大唐帝国从文明走向强大。
　　扫灭群雄，统一中国后的大唐帝国，并没有走向修文偃武，而是保留尚武的传统。
　　就在李世民登基后的一个月，他就开始在皇宫显德殿大院开始对禁卫军进行军事训练，他对禁卫军官兵说：“夷狄侵盗中原，自古有之，这不足为患。值得忧虑的是边境一旦稍安定，则君主放逸游玩而忘了备战，这样一来，如果夷狄侵寇则不能抵御了。现在我不让你们去做挖池筑苑的事，而令你们专心练习射箭，平常闲居无事之时，则作为你的军事教官，一旦突厥人入侵，则作为你们的统帅，那么中国的百姓便可以免于边患了吧。”

　　每天李世民都要带数百人在大院内练习武艺，并且亲自考核其箭术，如果箭术高超者，则赏以弓、刀、帛等。虽然能作为禁卫军得到皇帝亲自指点的人数并不很多，但关键是皇帝做了一个表率，表明对尚武之道的支持，李世民希望以此为榜样，激发起社会习武之风气。当然，李世民的深谋远虑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很多大臣纷纷劝谏说：“根据律法，如果持兵刃到皇帝的御所，当判处绞刑。现在让这些职位低微的士兵张弓挟矢于宫殿之侧，陛下又亲临其间，万一有人心存歹念，暗中对陛下下毒手，那么这非社稷之福啊。”这些大臣显然没有明白李世民的深远的用意，李世民答道：“君主视四海如一家，举国之内都是朕的赤子，我对他们推心置腹，又怎么可以胡乱对这些侍卫存猜疑之心呢？”

　　我们可以将唐太宗李世民与汉光武帝刘秀做一个对比，这两个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他们身上有许多气质十分接近。两人都是以贵族的身份投身于时代战争洪流之中，而且均在战争中表现出天才的军事才能，挤身于中国历史伟大名将之列，同时也都是富于人性化的君主。但是有一点却十分不同，汉光武帝在扫灭群雄之后，修文偃武，平常根本不谈军旅之事，同时大规模裁撤地方武装，这种做法的后患是东汉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也使得东汉未能继续西汉时代的霸业。李世民则不然，他出身军旅，到了当上皇帝后，仍然保留其尚武之传统，更将其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予推广，这使得大唐帝国取得赫赫武功，其对历史的影响与贡献，要远远超过光武帝刘秀。如果说刘秀体现一种王道，那么李世民身上更多是一种霸道。

　　在专制的时代，上行下效非常明显。政府对尚武精神的鼓励，使得整个国家与民族迅速走向强悍，而这个传统，从某种意义说，与李世民在建国之初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正是有这种强悍的精神，又使得国家有着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胸怀，从而使大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有如巍巍高山，气势恢宏。
　　尚武、进取既是大唐的时代精神，也有着中国文化之传统，这个传统，既来自春秋战国时代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更多的来自汉代伟人们投笔从戎、马革裹尸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家英雄主义观念，因为那是一个扩张的时代。

日期：2008-6-25　8:05:07

　　(赫日当中--37)
　　有强悍的国家，必有强悍之国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慷慨激昂的诗句，殆可写出唐人的英雄气概。既是时代推动了此种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亦推动国家走向强大，此相辅相成之良性循环。
　　虽然政府也崇尚儒学，但是在民间，在尚武的时代，儒学很不吃香。我们从大量唐代墓志铭中，可以看到这一社会风尚，以下引述一些：
　　“鄙诗书之小尚，高投笔之良图”（毛盛墓）；“意不仕儒，投笔从戎”（王玄墓）；“弃文士之笔，挺壮夫之剑”（杨大隐墓）；“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康磨伽墓）；“学书已成，每耻腐儒之节；说剑无敌，常多烈士之心”（刘景嗣墓）。
　　类似的纪录还有许多，这种鄙视腐儒的心态，亦可从唐诗窥见一斑,初唐著名诗人杨炯有一句名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只是小头目，算不上什么功名，即便如此，在时人眼中，也比当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要强多了，象王维这样以写田园山水诗闻名的人，也可以写出“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的诗句，可见书生在当时，确实不吃香。

　　唐人有意识将自己与汉人相比照，汉代英雄在唐代的影响力极其深远，确实，这是两个可以相互辉映的时代。笔者借此，略作舒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