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柳永来说,这相当于兜头一盆冷水,严重打击了他满怀的政治热情。他在沮丧之余,写了一首词,《鹤冲天》,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写下没多久,东京青楼里的妓女都知道了;东京的妓女一知道,东京的老少爷们也全都倒背如流了。
本着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精神,5年后,柳永又参加了高考。
但没想到的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不,是宋仁宗。
也许柳永应该怪自己,干嘛要写那首《鹤冲天》呢?
初试倒是顺利过关,复试(殿试)由宋仁宗主持。宋仁宗批改卷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叫柳三变的考生,就问旁边的太监:“这人是谁呀?”太监说:“他就是柳七啊。他改了名字。”
宋仁宗沉吟了10秒钟——正是那一闪而过的10秒决定了柳永的后半生。
宋仁宗落笔在考卷上写了10个字,“且去低吟浅唱,要甚功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丫是还是去低吟浅唱吧,要啥功名呢?
差点没把柳永噎死。
日期:2009-05-22 20:40:05
这一次对柳永的打击太大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出离愤怒”了。从此,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上署名就全部改成“奉旨填词”。在香港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最后皇上送给周星驰的金碗上写着四个字:奉旨乞讨。这创意是不是受到柳永的启发呢?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柳永算是破罐破摔了。他暂住在东京,流连于青楼坊间,乐不思蜀。但是他没工作啊,那时候写诗也没人付稿费,当不成自由撰稿人,那柳永靠什么生存呢?别急,大把人争着养他。
跟现代人喜欢鼓捣什么“四大天王”、“十佳青年”一样,当时的东京城特殊服务行业协会也评选了“京城三大名妓”。这三大名妓是:陈师师、赵香香、徐冬冬。她们轮流着把柳七官人给包了起来。柳永也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白脸生活,不,神仙日子。想想看,男人得此境界,夫复何求?
过了几年,有人推荐柳永到杭州做一个小官。消息传来,东京城的妓女都跑来送他。柳永一激动,立词为证:
郊外绿阴千里,掩映红裙十队。惜别语方长,车马催人速去。偷泪,偷泪,那得分身与你!
送行的红颜知己居然有十队之多!这就是偶像的魅力。
柳永一路南下,来到江州地带。在这儿柳永与当地名妓谢玉英邂逅了。话说这个谢玉英也是柳永的粉丝,闺房墙壁上全是柳永的玉照,枕边全是柳永的诗集。她每天睡觉前都要给菩萨磕三个响头:“神啊,什么时候您刮阵风把柳七官人刮到我身边来吧。”
没想到柳七官人说来就来了。
那天谢玉英正在闺房里抄写《柳永自选集》。突然听到敲门声,门开处,一张俊朗、清秀的脸庞出现在眼前。额的神啊,这不就是传说中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柳七官人吗?幸福猝然而至,谢玉英一张俏脸登时出现中500万巨奖才有的那种表情……就在她快要倒下一刻,柳七官人恰到好处的搂住了她的小蛮腰。
柳永在谢玉英这儿住了五天。他们讨论文学和音乐,切磋“回”字有几种写法,每每到夜深人静。对于谢玉英来说,这肯定是有生以来最好的时光。她甚至想到要改行不再做妓女了,一心一意跟着柳七官人过下半辈子。无奈柳永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薪水低微,无法养活她。不过,柳永答应她,等自己升职加薪后,一定会来接她过去,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不亦快哉?
作为交换条件,谢玉英也表态,说自己今后不再亲近别的男人。
次日,柳永告别谢玉英,往杭州去了。柳永的公务员生涯并不顺利,他先后到杭州、苏州、扬州、会稽、建宁、长安等地方做过官,官职最大也不过是屯田外郎(相当于副州级干部)。事实证明,柳永在政务治理方面也非常出色。短短三年仕途,他就被载入了《海内名宦录》。可惜生活作风问题(喜欢“狎妓而游”)让他在官场里饱受排挤。
关于生活作风问题,如前面所述,宋朝的干部如苏轼、王安石等到青楼买笑,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们多是逢场作戏,不像柳永这样,动辄就投入真感情;他们一般都相当的低调,不像柳永这样,不但经常把那些场景写入诗词,还到处流传,以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连皇帝都看不过眼了,因此整顿干部作风的时候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
柳永任满回京,中途到江州去看望谢玉英。谁知谢玉英又接了新客,陪客人喝酒去了。柳永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失落。临行前,他在花墙上赋词一首,描述了三年前的那些恩爱情景,又对谢玉英不守盟约表达了不满,“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谢玉英回来后看到那俊俏的书法,就知道,一定是柳七官人回来了。她没有多想,卖掉家私就追赶柳永而去。一路上历经坎坷自不待说,到了东京,她费了好大功夫才在陈师师家找到柳永。两人冰释前嫌,和陈师师、赵香香、徐冬冬她们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日期:2009-05-24 08:34:24
开封有个包青天
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寥寥无几。
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戏剧、评书,电视剧,电影,广为流传。1993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的开头,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侠义展昭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个孝子。29岁那年他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一把手。这个差事蛮不错的,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朝廷也挺人性化,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包拯想来想去,最后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双双辞世后,又过了5年,包拯才离开家乡,到安徽天长县做县长,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娱乐圈有,体育界有,学术界有,官场自也不当例外。在宋朝时候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端砚是端州的特产,非常名贵。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梦回宋朝》是一个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这样也没问题。关键是,地方官们往往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以换取政治筹码。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这一切,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
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县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他也高调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
3年后,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果然“悄悄的离开,不带走一块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公元1043年,包拯来到首都开封。上一次来到首都,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风景,两种心情。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44岁的包拯,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京城是一个大舞台。事实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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