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前面说到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日期:2009-05-30 21:39:29
第十三幕
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仿佛是老天爷在做配合,三天后就下了倾盆大雨。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虽然王安石辩解“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再不会拥有宋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处还要啰嗦的一句是:这个叫郑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对象;两人一度相谈甚欢。
在这之后,王安石复相,又被罢掉。新党与旧党之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拉锯战。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溃败更符合政治斗争规律。
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养老。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日期:2009-05-30 21:40:54
第十四幕
1086年,踌躇满志的司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宋王朝这辆辆马车兜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
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苏轼还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动到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没想到苏轼也是穿着便服,
苏轼开玩笑的说:“我今天是穿着便服见大丞相。真是失礼。”
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人生如戏啊。
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在宋朝,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苏轼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
这三个男人,会在阴间继续他们的恩恩怨怨吗?
日期:2009-05-31 21:56:25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
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
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宋哲宗还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无法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说是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
此女人叫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其实他不知道,老百姓大部分很赞成免役法。
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杀红了眼的司马光哪里会听呢?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之于,苏轼也免不了私底下感叹“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
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了清算。他被贬到建州,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会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一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十首诗,被曾经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来商量该怎么样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的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更远的海南在当时属于未开发地带,瘴气很重,属于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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