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颅·中国》
第30节

作者: 黄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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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03-01 21:47:55

  6.3专权效应
  当周王的专权倾向暴露无遗,贵族自然有强烈反弹,国人也有诸多埋怨,此必将触动朝政的评价机制,于是恶谥出现了,周厉王成为被批评的典型。厉王要在贵族山林川泽的产业中抽税,他的政策被指为“专利”。据孟子说,周文王时“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他的围猎场所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捕鸟猎兽的人都被允许进入,这是“与民同之”的传统。然周厉王不但与民争利,还施行高压企图让异议者闭嘴,于是仇恨在“道路以目”的平静下滋长,终于激起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逃亡彘地。

  “彘之乱”是多年来天子不济的恶果,它暴露出宗法政制的先天缺陷,即世袭王位不能稳定地为国家提供合格的天子,而天子对于这个政体恰又是如此关键。“共和行政”向来被视为短暂的的虚君时期,然而根据《竹书纪年》与《世本》的记载,“共和行政”很可能不是召公与周公的联合执政,而是“共伯和干王位”。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乃是国史确切纪年之始,然其意义并不止于此。共伯和(有学者考证为卫武公)德才兼备,享有崇高威信,故被诸侯推举以行天子之事,这比两百年前的周公摄政更规范化,也更具开创性。十四年后,厉王死于彘,共伯和主动结束摄政,传位给宣王。历史行至此处,禅让的德行,周公的情操,似乎都变得真切不少。周文化再次展现出不凡的气象,周朝体制的成熟使其渡过首次革命性的政治危机。

  然而再成熟的体制也经不起三番五次地损耗,继位的周宣王仍没有收敛,他凭个人好恶越界命令鲁武公废长立幼,带头破坏宗法制。宣王的这次强行干涉导致鲁国长达二十年的混乱。由于天子在上对礼进行破坏,是始作俑者,诸侯也在下破坏礼,故天子越专权,天下就越涣散,就更加乞灵于军国主义,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换来的是天子威信扫地与周室直辖区的急剧萎缩。“宣王中兴”那所谓的功绩主要还是对外战争的胜利。周幽王更是不堪,真把蛮族当了幌子,竟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诛杀幽王,终于解除了君王专权的威胁。礼的余威尚存,诸侯拥立废太子宜臼复国,是为周平王。平王为避犬戎再兴血雨,终于走入先王铺就的后路,正式迁都洛邑,东周开始。以蛮族之名进行专权,其结局是可悲的,因为并没有任何一项威胁实质解除,专权向专制发展,而蛮族依旧彪悍。更加吊诡的是,一番打斗之后,成就了“引狼入室”。
  且不论昭王南征之败后楚国的蒸蒸日上,公元前九世纪,善养马的嬴姓部落被周孝王列为“附庸”,这是秦人作为初生小国进入周天下的开始。其首领非子的秦封邑便在今日甘肃省清水县的李崖遗址。平王东迁而论功行赏,秦国终被列为诸侯,正式开始了大国之路。两大“辟陋”蛮夷开始挤入华夏圈,崛起为威胁诸夏的两大强国。这两大新晋势力将深深影响甚至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说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是与之前天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情形相比,内忧外患没有给周人以调整的机会,周王朝再也没能复兴。从此,时代的主题变了,以前的“头重脚轻”一变为尾大难掉,西周末年新封的郑国没多久就侵占周室的土地,抢夺庄稼。若干年后,一位周朝大夫路过旧都,眼见昔日的宗庙宫殿已长满庄稼,他彷徨不忍离开,终将满腔的亡国之痛写就一篇千古绝唱,这就是今日所见《诗经?王风》中的《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殷遗民之痛,此刻的周人或能感同身受,而周天下的首个民族——华夏族即将诞生。民族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情绪,一种容易被落后者或受压迫者占有的情绪。《淮南子?齐俗训》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是古已有之的差别,而浩荡的王朝军队可以刺激夷、楚、秦、越的“民族自觉”,而周王专权导致的“自乱阵脚”为春秋五霸的“野性”登场埋下了伏笔。这五霸分别是谁倒没有定论,排名虽有涨落,然蛮族的成色毫无减损,因为这些霸主不是打跑了蛮族,就是自家出身蛮族。诚然,当战时体制进入军事上的衰世,华夏的民族自觉必然到来,历代周先王的“滚雪球”工程也终于到了收官阶段。

  吴人的王被认为是姬姓,其开国者是情操高尚的太伯与仲雍,他们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据说二人预知父王欲传位三弟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于是决定主动让位给季历而出走。其实二人至多算是虞的始祖,而周人于太王时期不可能拓展到吴地。此说与孤竹国伯夷、叔齐的故事如出一辙,皆是周文化之手笔。越人又压倒了吴人,他们先祖竟被追为大禹。历史上视若仇雠的吴、越两国其实都是越族的一支,两国“语言通,风俗同”,都介于祖先崇拜与神权政治之间,《水经注》有载:“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颇有殷商神权王国酗酒之风。勾践灭吴使“越”名显中原,他自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事实足以说明越国在当时天下的影响力。在江南泽国作战,能灭掉越国的也只有楚国了。在之后的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干越、扬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夷越等政权,统称“百越”。故近世有越南史家认为越南的疆域应重返历史上的“百越”时代。此不赘言!

  为了在周天下的裂痕中占据有利位置,利用血缘“底蕴”抬升部族地位,以堂堂正正地挤入华夏文明圈,竞争话事权,这都是极自然之事。历史上,蛮族惯用中国的“文化英雄”来标榜自己,以显示资历与强势,甚至可以瞒天过海,得到“主流”认可,只能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夷夏之分,更何况此时还处于文化道统尚未确立的迷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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