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不爱大清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它是否“反帝爱国”，这个问题既敏感，又颇成问题。众所周知，“反帝”是冷战语境下的名词，义和拳是否“反帝”尚不好妄下定论，但盲目排外是各方没有异议。拳民最开始仇恨的是洋教洋人和教民，到后期发展成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则怒不可遏，毁物杀人，就连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可能由此肇祸。譬如《拳事杂记》中，便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不可否认的是，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具有明显的情绪发泄性质，其起源于暴力，但最终又屈服于暴力。在遭到热兵器的致命打击后，各处拳坛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迅速拔旗拆棚，踪迹全无，非北京籍的义和拳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拳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拳民们都不见了。令人震惊的是，极端的排外转向极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变为城破后的执旗者，中间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钧老祖”的拳民后来转化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的智力远低于个体的智力，“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他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迟疑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群体的人多势众能让个体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并随之产生一种残忍、短暂而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另外，铁路、轮船、电线杆等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在毁弃之列。此种举动，非但毁坏公私财产无数，更是一种无视法律和基本人性的凶蛮表现。在庚子年的劫难中，中国教民的死亡人数远在洋人之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受害者。更有甚者，拳民妄指他人为教民，由此枉杀和者更是不可胜数。

　　如要理解百年前此等至为乖谬血腥之事，务必从义和拳的“神鬼”观念入手。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洋人的长相、行为举止都古怪非常，他们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或者各种各样的木偶，是些可以用来吓唬小孩的鬼怪。在拳民的眼中，洋人和中国人不是同类，他们得罪了上天，是制造旱灾的罪魁祸首，唯有扫除洋人，上苍才会降下甘霖。对于中国的教民，尽管拳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同类，因而教民背教便可留下性命，如果违抗不遵，便是异类，杀之无罪。义和拳的“降神附体”仪式更是加强了这种“神鬼”观念，大学士徐桐就说过，“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由此，在群体性的狂暴力量下，拳民们屠戮传教士和教民们非但没有负罪感，反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在洋人的眼中，拳民的“神鬼”观念纯粹是一种愚昧和文明的对抗。这种观念上的不对称，只是庚子年那场混乱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义和拳事件至始至终都是一场非对称的冲突，其参与的三方（义和拳、清廷和洋人）不仅在观念上不对称，而且在目标、作战能力、信息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对称的。从目标上来看，拳民试图将所有洋人及其影响从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外国联军认为他们是在解救在华的外国人，而清廷则认为列强是在干涉内政和侵略。三方在作战能力上的不对称更为明显，义和拳的法术不可能和洋人的热兵器对抗，清廷的落后军队也抵挡不住列强的现代军队，拳民的“神”在洋兵的现代武器面前显然只有想象的价值。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是“毫无悬念的战争”。

　　更有甚者，义和拳、清廷和列强军队的三者关系也是不对称的，他们甚至陷入了各自为战、各自为敌的混乱局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两面受困，腹背受敌。义和拳和清军虽有合作，但十分有限，彼此的不信任似乎更占据主流。由于义和拳基本没有获得现代武器的渠道，其在与外国军队和清军的对抗中显然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在热兵器时代和列强的环伺下，义和拳只能发展成民众骚乱而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毕竟，法术与武器、想象中的作战与现实中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是“神鬼”之战变成人对“神”的杀戮，这也是现实对虚妄的一个毁灭性报复。当然，今天我们批评义和拳的时候，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并体谅其无奈，毕竟，时代留给拳民们的选择余地实在太有限了。

　　当时曾人评论说，庚子事变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的话，问题就更加清楚：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拳事件其实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无能，这促使戊戌变法采取“学西方、求变革”的举措，而二年之后的义和拳事件不过是戊戌政变后顽固势力“反西方、反变革”的历史反动而已。在清廷当权者的昏聩与私心下（如刚毅等人的仇洋和“大阿哥党”的立储利益），加之外国势力的不当干涉，义和拳很快被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由此也迅速被催生成一种更为可怕的运动。

　　鉴于清廷统治集团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估了当权者的智商，也不可低估了他们的私心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危害。譬如庚子年中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与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的狼狈为奸、坑瀣一气，及其试图利用义和拳谋取朝政的叵测居心，有心人念及庚子乱事，能无痛恨于谋国者之不臧哉！
　　北京的那些外交官和联军的指挥官们对庚子年的乱事负有同样的责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各国在庚子年之前都更换了更有“进取心”的驻华公使，这些出来乍到的外交官们对中国事务毫不了解却又大多狂妄自大。在剿抚问题上，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负气相争反使得义和拳不断壮大并逐渐走向失控。而大沽口外那些联军指挥官的鲁莽蛮横，更使得庚子年的冲突主动上升为一场侵略性的国际战争。在清廷看来，抵抗八国联军是一场保卫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而联军指挥官却认为他们是去解救人质、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义和拳则认为他们是在清除破坏中国传统和宁静的洋鬼秽物，而列强则认为他们在帮清廷消灭一场愚昧的混乱。如今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离奇而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景象。

　　战争的结果几乎是一边倒，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是“义和拳制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说法。可惜的是，这显然纯属“丑表功”的谬赞。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常引用当时的联军统帅瓦德西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以此来证明义和拳化解了列强的瓜分图谋。但是，瓦德西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德国和列强的外交政策，真正使瓜分成为下策的，是列强的实力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要想占领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即使再增加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洋兵也恐难成功。列强要想中国保持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还莫过于“以华治华”的策略。倘若继续同中国为敌，则“满地干戈，不独生灵涂炭，即列国亦与受其灾，则所得者寡，而所失者多矣”。换句话说，瓜分根本就不具备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又何来义和拳的“制止”一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