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1900：义和拳事件的民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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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满楼 1859年12月间，菏泽县有个名叫郭秉钧的秀才进谒曹州府知府童正诗，“请于团练之外，别起一团，名长枪会”。郭秉钧敏锐的察觉到官府与团练间的矛盾，于是自称建立长枪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御捻”，但长枪会又“出乎团练之外，团练之总即不得约束”。知府童正诗也认为“各团总多跋扈，欲令长枪会隐为之敌，而减其势”，由此长枪会便成为官方批准的合法团体。（2）
在当地官府的支持下，长枪会发展迅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长枪会在曹州府已经发展到近3万人。但令童正诗没有想到的是，长枪会也走上了团练的老路，隐然或者公然和当地政府作对，比如曹县长枪会，当时就“不时围城”，最终引发了官方的镇压。
曹县的长枪会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曹州其他地方的长枪会却随后揭竿而起，甚至和捻军、白莲教军或互相配合，或遥相呼应，致使鲁西南和鲁西北各县如邱县、冠县、莘县、范县等地，遍地都是义军。在与清军的斗争中，各州县的长枪会逐步走向联合，并由此形成两大股势力，一部在黄河东南一带的金乡、定陶、成武、巨野、菏泽等地活动，一部在黄河东北一带的郓城、范县、寿张、东平等地活动，并对曹州城形成了严重的威胁。1862年1月，僧格林沁亲率精锐骑兵南下曹州进攻长枪会，郭秉钧等人率长枪会数千人迎战，但最终不敌僧格林沁而落败，郭秉钧本人中炮身亡，少数余部最后投奔了捻军。
就组织性而言，太平军优于捻军，捻军优于长枪会，而幅军的组织性还要差一点。幅军最初被人称为幅党，兴起于苏北地区，1861年后转入鲁南山区。幅党开始的时候人数并不多，有点类似于捻军，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成员主要是些无地农民、被裁汰的兵勇、盐贩等，这些人昼散夜聚，也曾提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颇为梁山好汉之作风。
幅军发起之初主要注重经济目的，他们以索取金银财帛为目标，被捉住的财主或者官员，均可以用钱赎回，这和其他义军有着显著的区别。1861年安徽捻军进攻山东，幅军也乘势向北扩张，并仿效捻军蓄长发，以幅巾扎头。有意思的是，幅军外出攻打地主围寨叫“做买卖”，称“出征”为“打粮”，出发前他们都要屠牲祭旗并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这与后来义和拳勒索教民、抢劫洋行的“发洋财”之举倒有相通之处。由于武器落后、组织性差，幅军在1863年基本被清军剿灭。
1882年，茌平遭大水，但知县仍旧要照常收租，这遭到茌平人的普遍反抗。当时在茌平的读书人中间就出现了一张传单，呼吁起来抵制随后的乡试（考举人），结果这个提议得到响应，在开考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读书人前去应考。东昌知府大怒，扬言要以禁乡试10次来报复这次侮辱，结果在其后的20年间，茌平竟真的没有出过一个举人。或许是因为当地缺乏持有功名的绅士，由此该地民风强悍，习武成风，似乎并不具备山东应有的儒家风范，而且这种情况在鲁西北地区颇为普遍。
在这一年，当地农民还举行了另一种形式的抵抗，那就是当地吴官屯的白莲教造反。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来形容这出起义的悲喜剧：“你别怕，我别笑，吴官屯的白莲教；没抬枪，没大炮，杆子枪，切菜刀”。当日，几十个白莲教徒骑驴打鼓，手持菜刀长矛起来造反。虽然这次起义也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注意，但没等他们走多远，便很快被县衙门的走卒给镇压了下去。
茌平县可谓是近代史上鲁西北地区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也是以此为开篇的原因所在。在捻军首领死于茌平徒亥河后的三十年后，茌平又出了一个人物，这便是义和拳的首领朱红灯，此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下一节《二、黄河改道多灾难》
日期：2008-8-21 12:57:36
二、黄河改道多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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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1368—1644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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