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对蝗虫的繁殖和生长十分有利，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这更是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苦难。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对当地的水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1855年至1912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1883年、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分别决溢达到52次、40次、23次、19次。（6）

　　黄河改道对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其引发的灾荒更是时间长久、范围广阔，鲁西北地区的赤贫化与其不无关系。据《再续行水金鉴》卷上记载，当时沿黄海两岸的山东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7）。这些灾民为了生存，只能离开家园去逃荒，或者干脆沦为“盗贼”，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改道而引发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清廷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忧虑。当年陈胜吴广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聚众修建大型工程，在当时各地民众反清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清廷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造反，将酿成弥天大祸。而朝廷中的“改道派”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特意夸大了黄水南流的危害，譬如翁同龢就提出：“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

　　黄河改道前给淮北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成为引发捻军起事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翁同龢可能有意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黄河改道北流，鲁西北一带的民众何尝不是“好勇斗狠”，梁山一带本就有出好汉的传统嘛。
　　更要命的是，黄河改道之前，黄河本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鲁西南地区大都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由此长驱直入，山东由此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加上捻军的活动，由此也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如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清廷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而地方上为了赈灾和镇压义军，又需横征暴敛以筹集经费，当地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由此，河难、民变、苛政、兵患，四者叠加，苦难效应层层放大，终于将黄河两岸的人民卷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下一节《三、灾荒与游民社会》

日期：2008-8-26　11:55:31

　　三、灾荒与游民社会
　　华北平原（特别是直隶-鲁西北地区）的土壤多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降雨量少，五六月份经常出现干旱，这里夏季炎热而冬天严寒多风。由于气候和土质原因，这里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甘薯、糜谷、棉花等作物。和山东沿海地区有着丰富而稳定的降雨不同的是，鲁西北及往北一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但老天似乎并不友善，因为降雨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洪涝或者干旱的灾害。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农业是这里维持生计的主要途径，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生存环境极为脆弱。

　　黄河改道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更是进一步恶化。光绪初年，从1876年到1879年的连续四年间，华北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这次大旱还波及苏北、皖北及甘肃等地，死亡人数高达1000多万，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饥民之众、死亡人数之多，历史上为之罕见。这次大旱，当时被称为“丁戊奇荒”（因灾情最严重的1877年和1878年按旧历天干地支纪年法分属丁丑、戊寅年，故取前两字）。

　　在“丁戊奇荒”中，山东旱情发生最早，受灾也极为严重。在当时的记载中，“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的惨状令人怵目惊心，灾区几成人间地狱。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除1875年8月以前有几处得雨外，此后再无一处有雨，由此小麦难以播种，农田失收，进而导致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百姓无以为生，只能外出逃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境内淫雨连绵，水量激增，当年8月（旧历六月下旬），黄河在历城南岸的杨史道口等处决口。据当时奉旨查看山东赈务的溥良在奏报中这样描述道：“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 “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溜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8)。

　　当时的《茌平县志》也这样记载了这场大洪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从“巢居”二字，可以想象当时的洪灾有多可怕。（9）
　　祸不单行的是，在1898年的大水之后，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突然一反以涝为主的态势，随后又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连续干旱。据史料记载，山东在1899年有平原、寿张、济宁等14县遭受旱灾，1900年又有临清、高唐、茌平、寿张等27县发生旱灾。而当时直隶的行情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10)在顺义、柏乡等县的县志中，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可谓是“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其可谓是灾害旷日持久，民心哀怨浮动，如此悲惨情景，读之催人泪下。

　　除了以上几个最为严重的灾荒外，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也灾害连连。历次大灾，由于灾情严重，地区广泛，饥民动辄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些人或成饿殍，或四出逃荒乞食，每每形成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华北社会的游民现象和那种不离乡土、故土难迁的传统农民已有较大的区别。

日期：2008-8-27　12:10:19

　　陈振江先生在《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曾提出，当时华北游民的名目大体上有：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教徒、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等等不下数十种，为数极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