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次日，当地官员得知这件凶案后，因为是外国人被害，事态严重，他们很快便行动起来，并迅速逮捕了当地的一些土匪流氓，还有一些与教会、教民有仇隙的人，这次破案极为神速，很快便有两人被处死抵罪。按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整个事件的人有11个，都是些平素游荡度日的游民，他们听说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并于当夜二更时分潜入教堂，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16）。

　　这个处理结果，显然是当地官府为了尽早的结案而随意找了几个替罪羊。从各种材料来看，不但薛田资对此表示不满和怀疑，就连当地人也不相信这个结果。当地官府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这并不是一个认真调查后的真相，因为当晚并没有多少抢劫的迹象。
　　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巨野县独山集小刘村有个叫刘德润的人，他与江湖绿林好汉多有交往，1897年的时候他被人告发，巨野知县派人去抓捕他，而前去执行任务的是新任捕头魏伯溪，这个人原先是刘德润的同伙，但这次他并没有顾及当年的战斗友谊。刘德润得知消息后逃到了安徽，结果他的妻女被魏伯溪带人捉拿收监。刘德润气愤之下便纠集了他的一些拳友（其中就大刀会的成员），并决意报复官府和魏捕头。他们的计划是把当地惹人憎恨的薛田资神父给杀掉，以陷知县和捕头于困境，使得知县的仕途化为泡影。（17）

　　薛田资在其后来的记叙中多次指责大刀会参与这场凶杀。他说，在“曹、单教案”后，“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两位神甫。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18）
　　薛田资显然也在撒谎。事实上，这群人要对付的不是能方济和韩理两个人，而是薛田资自己。薛田资之所以要把矛头引向两位被误杀的神父，主要是为了掩盖他在当地民愤甚大的事实。
　　天主教圣言会是在1885年来到巨野县磨盘张庄传教的，据说是圣言会在“曹州府的第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堂口（教堂）”。圣言会很重视他们在曹州府这个堂口，经苦心经营，磨盘张庄教堂“事实上成了很多堂口的滥觞地”。（19）1894年，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鲁南，他在坡里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汉语后，随后便被派到磨盘张庄教堂传教。

　　薛田资对中国并无好感，他在1893年来到中国的时候，用这样的话描述了他的第一印象：“我们进入这天朝之国的大门时发现（中国人）没有信心，他们用狡诈、教傲和藐视来回答我们探寻的目光”。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官员懒惰且因循守旧，中国的食物常常难以下咽；在一次旅行中，因为忘记带叉子和匙子，他被迫用“两根短棍”来吃东西。（20）


日期：2008-9-17　12:46:08

　　在传教的过程中，薛田资对当地人与教民的恶劣关系心怀不满并充满了偏见。在他的世界观里，教民在当地如同“外国人”，总是受到村民们的侧目和嘲弄；如果有人入教，他的言行就会被人监视，朋友离弃他，连亲戚都不再相认，整个村庄都视其为外人，甚至编造各种诽谤来非难和攻击他；教民的小孩被骂做“小鬼子”，村里的孩子不和他们玩，村中的娱乐活动也不让教民们参加，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嘲笑并拿教民取乐；要是村中丢了东西，村民们一定指责是教民偷的，失主甚至会跑到教民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的大声叫骂。（21）

　　从薛田资对村民的糟糕印象也可以反映出他在当地冒犯了很多人，在后来的口述史料里，当地村民除了反映薛田资有干涉词讼、无事生非、欺压乡民、敲诈勒索、盘剥贫民这种传教士常干的事情外，还有人指控他曾经强奸了十多个当地妇女。（22）这种名声，即使是空穴来风，也是十分令人吃惊的，这也反映出薛田资在当地积怨太多，这和他好斗而令人生厌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根据薛田资的自述和当地的口碑材料，可以确信他在吸收教民过程中曾经与附近的曹庄庄长曹作胜发生过矛盾。在1896年的圣诞节，有五位曹庄的村民来磨盘张庄教堂听道，并向薛田资表达了入教的愿望，随后薛田资便派出一个中国教师前往曹庄，这几个曹庄的村民急忙将村前的戏棚改为祈祷处，后来这里变成了教堂兼学校。不久，以这五个人为基础的二十几户人家都登记入教，这几乎占到了曹庄一半的人口。

　　最开始，曹作胜也想加入教会，但薛田资听说有人告他偷盗并杀死邻村的母牛，入教是为了寻求教会的保护，于是薛田资便拒绝了曹作胜的请求。由于入教的村民拒绝负担村中迎神赛会的费用，而且戏棚也变成了教堂，这更是加剧了以曹作胜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与教民的冲突。作为庄长，曹作胜感到自己的面子受损，加上之前曾被薛田资拒绝入会，于是他便煽动村民们断绝与教民的来往，由此教民和村民形成对立。但是，占据村中一半人口的入会村民经常在一起聚齐祈祷，这和传统涣散的村民结构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曹作胜便考虑引入外部力量，这便是与大刀会的联手了。由此，薛田资在案件发生后一直指责是曹作胜勾结大刀会所犯下的罪行。

　　薛田资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经常对不信教的村民们横加非议，但当时人的对教会的评价并不高，据时人记载：“大凡教会初开，群情未附，谨厚之士观望者居多。惟失业无赖之人，畏罪漏网之匪，希图小利，冀免刑诛，则首自入教，妄求庇护”。（23）
　　当时人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教会最初在中国发展教民的时候，首先吸引的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因为教会可以施舍一定的金钱和粮食，起到维持生存的慈善作用；另外就是教会可以通过干涉词讼，对那些遇到麻烦的人提供保护伞，譬如大刀会指责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而这些盗匪本就是一些赤贫者），后来庞三杰加入教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由此，教会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秩序而形成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村民发生矛盾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诉。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主教向北京的公使们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扰，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地方官也不得不“袒教而抑民”，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这种冤抑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难以控制的。


日期：2008-9-19　13:41:06

　　在这些外国教会中，德国的圣言会是名声最糟糕的一个。圣言会本是因为躲避俾斯麦对天主教司祭的处罚而设立在荷兰的一个海外传教组织，它是由神父扬森在1875年发起成立的。1880年，扬森将安治泰送到中国传教，安治泰是个有心计并且野心勃勃的人，在赴任途中他在上海与德国总领事见面，目的是谋求德国政府的保护。1881年，圣言会和意大利的方济会达成协议，并获得山东南部作为他们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区。

　　方济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悠久，但当他们试图进入山东南部传教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其后便知难而退。也许是方济会想看圣言会的笑话，这才会把这个地区让圣言会去开拓。所幸的是，在这个地区的阳谷县有个坡里庄，这里早在十八世纪便有一百多虔诚的教徒，这是在雍正和乾隆禁教之后，方济会通过澳门的传教士数年一次前来秘密传教的结果。由此，安治泰随后便来到阳谷县坡里庄，以此为据点开始在山东南部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