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治泰是精力充沛而意志坚定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他和另几位传教士遇到种种困难和危险，1884年安治泰还因在曹州筹备教堂被受到攻击，身负重伤。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1885年末，山东南部（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济宁府）便以坡里庄为中心升级为拥有十二个教区的独立代牧区，安治泰于次年升为主教。

　　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安治泰感到不满的是，坡里庄教堂交通不便，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试图进入山东南部的中心地兖州，也就是孔子故乡曲阜的所在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圣地，而安治泰则是有意要打进中国文化的大本营。在他给扬森会长的一封信中，安治泰把兖州比喻成“撒旦的城堡”，并宣称“拿不下兖州城，我所取得的成就都没有意思，也不能持久。”（24）

　　由此，安治泰处心积虑的要进入兖州城，并在1887年引发了“兖州教案”。这一年7月，安治泰试图进入兖州城，当地士绅和民众闻讯后将城门封闭，禁止他进入并宣称要“杀尽所有洋人”，由此安治泰的“兖州计划”直到1896年才得以实现，安治泰花了十年的时间方进入兖州城。
　　在当地士绅的眼中，天主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好行强横，唯利是图”，倘若这些传教士“稍有知识，自当匿迹销声，安分在海口通商，不许入我内地，我等绅民亦不与彼鬼仇杀。乃现有洋鬼，窜入东鲁，引诱愚民，欲买地建堂，肆其淫凶，荼毒我民。独不思我鲁为圣人之地，秉礼之邦，家读孔孟之书，人多英雄之选，岂肯任从愚民受其蛊惑，害我桑梓，将何颜立天地间，见天下士哉！”（25）

　　对于安治泰的行为，总理衙门也很是气愤，他们致信给法国公使称兖州府是中国儒教的发源地，对中国人来说，兖州和基督教的圣地一样重要，安治泰的做法实在是欺人太甚。这时，由于中法战争的缘故，法国失去了对圣言会的护教权，安治泰便转而寻求德国的保护，这与此时德国的全球政策正好一拍即合。
　　在德国公使的庇护下，圣言会的传教士在山东南部一带屡生事端，安治泰被总理衙门认为是“最难打交道的传教士”，而他手下的韩理神父、薛田资神父更是包搅词讼的能手。为了扩大圣言会的势力，这些传教士在发展教徒的时候不分良莠，不仅使一些行为不端的人入了教，甚至有些犯案的人为了逃避惩处也被收入教中。这些不良教民的加入，更是加剧了圣言会名声的堕落，他们经常无事生非，借故讹索，欺压平民，这不能不引起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愤怒，此正所谓是“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洩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26）

　　1895年的时候，安治泰再次来到兖州城，当时因考课而集中的生员、童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罢考前往衙门抗议，禁止安治泰进城。随后德国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派遣官员前去护送安治泰进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认为只有属员才有义务去迎接上司入城，如果官员去迎接传教士，这既不符合官场之道，也会引发民众更大的愤怒。对于这个合理的答复，德国公使却乘机指责李秉衡仇视外国和传教士，并暗示清廷更换山东巡抚。

　　由此可见，安治泰和圣言会在山东的肆意妄为，和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而这才是“巨野教案”的核心问题所在。
　　下一节《四、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日期：2008-9-19　16:19:04

　　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1900年前
　　1894年，大刀会在鲁西南的曹县、单县等地兴起。
　　1896年春夏，大刀会攻击教会及教民，但随后即被镇压。
　　1897年4月24日，梅花拳领袖赵三多在梨园屯举行“亮拳”示威。

　　1897年11月1日，圣言会传教士韩理和能方济被杀，史称“巨野教案”。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巨野教案”之机，强占胶州湾。
　　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7月，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
　　1898年8月至9月，黄河突发罕见大水，山东多个州县受灾。

　　1898年10月底至11月初，赵三多率义和拳民攻击梨园屯和附近一带的教会和教民，并首次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但随后被镇压。
　　1898年底至1899年初，朱红灯等人率领的神拳突然兴起，并于1899年10月同官军发生激烈冲突（平原县森罗殿之战），并自称义和拳。
　　1899年春，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对义和拳采取安抚政策。
　　1899年3月，德军入侵日照。
　　1899年12月，在外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撤换毓贤，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1899年冬至1900年春，直隶一带发生罕见的旱灾，义和拳越过山东与直隶交界线，快速扩展到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直隶和山西，并蔓延到河南、蒙古和东北地区）。
　　1899年12月31日，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
　　1900年
　　1月11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办理教案时应区分匪徒与良民（“只问匪与否，不论教与会”），不得激起民变。
　　1月24日，清廷颁布诏书，立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乙亥建储”。
　　1月27日，英、法等四国公使联名照会清廷，对1月11日的上谕强烈不满，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

　　2月21日，英、法等五国公使再次要求清廷对1月11日的上谕做出明确答复。
　　2月25日，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称清廷已发出剿拳的廷寄，再次颁布上谕实无必要。
　　3月2日，英、法等五国公使提出第二次联合照会，再次要求清廷在《京报》上正式发布禁拳的上谕。
　　4月中旬，美、法、德、意、英五国军舰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进行海军示威。
　　4月21日，清廷在《京报》上发布上谕，重申禁拳。
　　5月12日（四月十四），义和拳在涞水县高洛村放火烧毁教堂并杀死所有教民（30多户），史称“涞水事件”。

　　5月15日（四月十七），清军营官杨福同率官兵前往高洛村弹压义和拳，拳民死亡60余人，被抓捕20人。
　　5月22日（四月二十四），杨福同及手下二十余名官兵被义和拳伏击杀死。
　　5月25日（四月二十七），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
　　5月27日（四月二十九），义和拳破坏铁路，烧毁车站和铁路桥，并进占涿州。
　　5月28日（五月初一），长辛店、丰台等车站被义和拳烧毁。

　　5月29日（五月初二），清廷发布上谕，命剿杀拒不解散的义和拳。
　　5月30日（五月初三），各国公使商讨采取联合行动。
　　5月31日（五月初四），因丰台车站被毁，公使团要求调派卫队进入北京保卫使馆。
　　6月1日（五月初五），使馆卫队分批进入北京，人数约450人；两名英国传教士在北京以南的永清被义和拳所杀。
　　6月初，列强20多艘军舰云集大沽口，直隶总督裕禄要求清廷立刻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义和拳。
　　6月初，义和拳与聂士成部队在京津铁路沿线发生激战。

　　6月3日（五月初七），清廷下令停止清剿义和拳；从保定逃往天津的比利时铁路工程师一行人中有两人被义和拳所杀。
　　6月4日（五月初八），黄村事件，聂士成部与义和拳交战中遭到损失。
　　6月9日（五月十三），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召开御前会议；董福祥部进入北京。
　　6月10日（五月十四），西摩尔率各国联军两千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但在随后的几天里因为铁路被破坏并遭到义和拳及清军的阻击而陷入困境；同日，端王载漪、启秀等四人进入总理衙门。
　　6月11日（五月十五），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甘军士兵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