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3-10 14:11:00

　　前 言
　　吴思先生总结出了一个官场“潜规则”的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近年来，“潜规则”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得出奇，大有被用滥之势。这也说明官场中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却又为人所默认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无意拿潜规则再说事，只是在这里尝试从官场的历史出发，去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形态。中国人讲究“百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文化才是官场历史的源代码，现象只是无关痛痒的瞎热闹。潜文化形态造就了许多官场特性，既然研究官场，那我们就绕不开官场文化的潜意识形态。

　　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来关注官场历史，不是因为猎奇，而是因为内心的不安。我之所以能坚持将这本书写下来，不是因为官场而是因为历史。翻阅中国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五千年中华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官场史。
　　中国的官场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官场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则严谨、等级分明、森严壁垒、自成体系。
　　翻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汉后期，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品评，将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中去做官。这一制度赋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权力。在初期，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也还比较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使朝廷多少能够掌握一些选官权力。所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评论九品中正制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不过，他的评价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阶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门阀世族争夺选举权力的企图。所以九品高下，只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

　　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在世族们极为注重家世、谱系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惟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2:41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这句话就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古代官场上，精英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权谋成为一种基因正以显形和潜形方式渗透到古代官场的权力文化中，并获得了生生不息的超强遗传能力。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5:21

　　源代码一：权力血统论
　　公元548年八月，这一年正是南梁太清二年。江南方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节，建康继续沉浸在“五十年江表无事”的太平虚幻中，最高统治者萧衍继续沉湎于舍身闹剧，高官贵族们继续玩弄清谈和五石散的游戏，似乎南朝的繁华已是定数，玩转乾坤。
　　乍起霹雳一声，西魏降将侯景反叛，这头萧衍圈养的猛虎，一夜之间张牙舞爪，扑向了主子。梁军不堪一击，侯景飞渡长江天险，破采石、占慈湖，势如破竹。萧衍仓皇布置建康防务。侯景兵临城下，皇亲萧正德开门纳贼，侯景进攻内城台城。萧衍依仗名将羊侃，率众固守。侯景屡攻不克，于是大掠建康，抢夺钱粮，胁迫民众数万人从军，又招募城中奴隶千余人，侯景势力大振。次年，台城破。萧衍饿死。

　　侯景之乱对江南的破坏无以复加。攻台城军粮不足，便捕人为食，破城后，告诫道部下将领：“破城后，必须杀个干净，好使天下都知道我的威名。”侯景军遂专以烧杀抢掠为乐事，人口二十八万户的大都市建康，至此荡然无存。后破吴郡，民众不是被屠，便是被贩卖北方，遗民几无留存。公元550年，侯景军占领广陵，捕城中居民，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纵马射击，八千人悉数罹难。

　　侯景之乱虽被平定，然而世称的魏晋风度随着赫赫南梁，一起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追根溯源侯景之乱根子还是在南朝的门阀贵族制度。以门第取士，世族垄断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官人法，毫无疑问这成为“选士制度的大倒退”，是对汉代任官制度的背离，是封建官场中一种腐朽的选人、任官制度。
　　1、“官N代”，权力流氓化
　　鲁迅先生曾在《流氓的变迁》中这样说到，从先秦到两汉的文武之士：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机来时作护身符之用了。

　　翻阅史书，越到后来越觉得索然无味。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觉得缺乏光彩。先秦时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成了热衷于结交权贵的“巧取的侠”，而“守死善道”的文士则逐渐蜕化为趋炎附势的官僚。孔孟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软禁皇权。
　　秦汉之后，这个理想显然是破灭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成了出栏的政治老虎，不仅压迫着普通百姓，也威胁着士人这个精英集团——事实上，他们也许更害怕这个“老虎”择肥而食。皇权专制，不断挤占着国民的自由空间，使所有国民都落入了别无选择的生存困境。关于皇权对士人阶层的影响。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6:25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中被这批人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握有无上政权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权的占有上一丝不让人，但是幅员辽阔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经营。他虽则未始不想凡事亲理，天子还是人，还是有实际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雇佣大批官僚。在皇权专制的社会，成为官僚，不光是士人以求自保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些既想改善地位，又不敢觊觎皇位设法“取而代之”的平民们的惟一出路。因此，尽管“伴君如伴虎”，大家还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争先恐后地去做皇帝的臣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