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接着说这黄籍的事儿。俗话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钻，谁还会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至于方法则五花八门，诸如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不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注销了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户籍警。当时只要花一万钱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改成士族。

　　随着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日益增多，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不断减少。皇帝当然要着急了。
　　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本属逼宫篡权者流)，就跟大臣商量对策，说要“检籍”，也就是清查户口。巧合的是检籍刚刚启动，他就病死了。继位的齐武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麻烦大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的。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这样一来，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的矛盾都骤然升级。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25　21:59:32

　　　尤其那些已经花钱托关系办好户口的庶族地主，他们很享受这种“山寨版”士族生活，可如今让他们远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天寒地冻的地方去充军，这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半条命。当时南北对立，战事频繁，人家敌人并不知道对手是南朝地主，家里有钱，况且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刀下留情，饶他性命，因为各为其主，你死我活，战场上容不得一丁点儿犹豫和软心肠。

　　于是，检籍带来的不满，能量积聚到了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浙江就爆发了唐寓之起义。
　　史载，唐寓之是浙江富阳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风水先生。风水迷信到今天还有，并且近年来大有复兴和正名的势头。谁家要建新宅买新房，谁家死了人想找一块好坟地埋葬，哪个官员的家里物品怎么布置，办公桌和办公用品如何摆放，诸如此类的众多事项，都有一定的讲究，都是风水先生大显身手的机会。
　　浙江富人多，因而唐寓之的祖父和父亲通过看风水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生活也相当富裕。可检籍官想以权谋私，借机敲诈勒索，在清查户口的时候，硬说他家的户籍有问题，要把唐寓之捉走充军。唐寓之也是个血性男儿，对检籍官的诬陷气愤至极。他耳闻目睹各地反对检籍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有老百姓与检籍官发生冲突的事件，于是决定因势利导，登高一呼，啸集大众，发动一场反检籍的群众起义。历代农民起义都有拿迷信和宗教说事儿的传统，唐寓之深谙此道，他在奇异之前也照方抓药，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风水好，有帝王之气，子孙称王道帝是早晚的事。他还使出当年陈胜吴广闹革命的绝招儿，所不同的是陈吴是在鱼肚子里藏绸子，加上鬼火狐狸叫，而唐寓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偷偷让人铸了一颗金印，说是在山上捡到的神物，这是天王老子要让他做王。前期工作很有成效，一下子就忽悠来了四百多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新城(今之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还有三万多因户籍问题被罚充军尚未踏上不归路的人们，也闻风前来投奔。从这支队伍的成分来看，既有地主，又有农民，但主要是那些假冒士族、和尚道士的庶族地主，因此称其为“富人起义”倒也恰如其分。唐寓之起义，选择的时机也挺好，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不在任上的空档儿。

　　待续

日期：2010-03-25　22:30:39

　　起义军先攻下富阳城，第二年春天破袭桐庐(今浙江桐庐县西)，相继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还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攻取山阴，势如破竹，直打到曹娥江。可惜的是，唐寓之“小富即安”思想太严重，过早满足于已有的胜利，自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了吴政权。那厢齐武帝眼见地方军队节节败退，不得已派出数千禁卫军上阵。结果是唐寓之被俘牺牲，一场富人起义的闹剧归于失败。

　　2、来自上品的斗争
　　中国官场上层构筑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之外，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基本可分为以下几种势力：储君（太子）、宗室诸王、女后、外戚、宦官、武将、权臣（主要指文官，尤其是宰相）、分封贵族、世家大族。他们都曾经是最高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君主维持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君主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势力就有可能会反过来咬上一口，成为君主及君权继承的重要威胁。

　　在君主制社会，虽然名义上最高权力是君主的天然属性，但实际上君权属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斗争的胜利者，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和老百姓并不会（也不能）因为君主不能行使大权就起来造反，所以皇帝在很多时候只是君权的象征，而并不是权力本身。
　　在专制社会，不受约束的专制君权始终是存在的，但并不只是君主在使用它，任何篡夺了君权的人都能行使它。因此，君权继承之所以总是不能顺利进行，固定继承顺序之所以总是被打乱，除了君主自己往往就是一个破坏因素外，其余则是因为这些势力的干扰。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26　13:01:58

　　——权力制衡的“三角定律”
　　封建皇朝是家天下，皇帝虽然自称天子，宣扬皇权天授，但是他自己比谁心里都清楚，皇权或者说自己统治的理由是靠武力征服天下而得来的，因此如何防范他人谋反篡位就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但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皇帝还需要臣子来替他管理天下，于是，在利用与防范之间就得有一种制衡。
　　所谓制，就是要让手下那些大臣们心存畏惧之心，不敢谋反；所谓衡，则是在管着的同时也需要给这些下臣们一点发挥的空间，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于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国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以及燕、赵、韩、魏的后人，还是几股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刘邦建国不久，在兴建自己的陵墓长陵时，听从谋士刘敬的建议，将六国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10万人迁到了长安附近。刘邦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既可以充实关中人口，又可以将六国贵族放在身边以便控制，一举两得。

　　六国旧贵族势力消弭之后，朝中比较大的三股势力迅速转变身份，成为帝国的功臣、宗室与外戚，那时宦官还不像后世那样得势。三股势力的争斗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西汉王朝，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建国初期功臣势力最大，所以刘邦主要的工作是杀功臣；到文景时期，宗室成了心腹大患，最后酿成七国之乱；而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后，宗室带来的威胁大大缩小，基本上就是外戚把持朝政，后来发展到极致，就是外戚王莽篡了西汉的江山，自己做皇帝。

　　西汉刚刚建立之时，丞相的权力相当大，既管百官，也管皇帝的家事。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26　14: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