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司马相如在一些作品之中对皇上进行了劝谏，但是仔细研究你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无关痛痒，没有刺激到皇帝的神经。从个人素质来说，司马相如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官员最基本的素质，最要命的一条就是他有严重的结巴。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激烈地参与朝廷事务的辩论。不辩论，也就难以触犯皇帝的敏感部位。这是司马相如的缺点，同时也是他在汉武帝手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优势。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封建专制和个人专断盛行的条件下，下级官员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上司手里，往往是顺者昌、逆者亡，曲意逢迎者走红，犯颜直陈者倒霉，谁给上级唱对台戏谁就没有好果子吃，由此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官场生态。

　　待续

日期：2010-03-24　21:19:33

　　3、富人唐寓之的愤怒理由
　　公元485年，也就是南北朝时期，在南齐统治下的今天的浙江地区，爆发过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在我们的常规意识里，历代农民起义多是由于受苦受穷受压迫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
　　从古代浙江富人闹起义这件稀奇事当中，可以推断当年那里的富人不是个小数目，否则就成不了如此气候，因为起义光靠一两个人的不满是闹腾不起来的，只有触犯了众怒，大伙儿才会齐心协力，冒着失败和砍头的生命危险干事创业。这在皇帝眼中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起义效果明显，可以说是一呼百应，攻城掠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年浙江的富裕阶层殊为可观。

　　起义的领头者是一个叫唐寓之，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反检籍，用今天的相应说法就是反对政府清查户口。那么，为什么要清查户口，这些人又为何反对清查户口呢？这要从东汉时期开始说起，当时的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局面：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作“士族”，相当于当时的高干家庭和高干家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属于有钱没权在官僚阶层没地位的人。

　　比如说南朝宋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一次，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故意奚落他，先“了不与语”，后又讥问：“昔日我家养马仆役路庆之，是你什么亲戚？”后来还喝令左右，将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路太后听说大怒，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说：“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无事到王家去，自取其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为此事轻易问罪？”只好不了了之。士族严格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身分地位相差悬殊。严格的等级观念，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深蒂固。

　　daixu

日期：2010-03-24　21:34:48

　　那时，达官贵人家的大门外一般都有两根柱子，左柱称“阀”，右柱称“阅”，常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阀、阅便成为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在当时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门阀制度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膨胀的产物。它孕育于东汉，确立和极盛于魏晋，而到南北朝时则逐渐衰落。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身分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官、名望较高而且代代相传的人，才能被承认属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随晋室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的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为右姓大族。他们不但在本地区“郡望”最高，而且“四海通望”，天下谁人不识君。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身分地位就差得远了。

　　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永保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并纯洁他们的“高贵血统”，这帮人非常讲究婚姻门当户对，而绝不允许与庶族通婚。在平时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来往，即使有时接触，也自矜门第，鄙薄寒流，故意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士族为了明确身分地位，区分等级，便采用编撰“家谱”的方法，将士族世系源流明确记载下来，以备查考。政府命官取仕，“必稽族谱而考其真伪”，以防庶族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设立专门“谱局”。士族为标榜自己身分特殊，还发展了一套繁琐礼仪。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在这班人面前，绝对禁止说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连声音相同的字眼也不能用，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便触犯忌讳，便认为是故意找茬挑事。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款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忌饮冷酒，连呼左右温酒来，不意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到受莫大耻辱，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竟在酒席上哭得一把比一把泪。要在士流大量社交活动中，不犯别人家讳，确实很难做到。但也有人由于熟谙谱学，可以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待续

日期：2010-03-24　21:47:06

　　在门阀制度的庇荫下，士族享有许多特权。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士族人犯罪，可得宽免。而民众犯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无论老幼都不能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跟着沾光罚做苦工。因为士族享有免税权，因此他们多兼营商业。东晋山阴的豪强士族，开设店肆，隐漏估税，拥有贸易厚利。谢安有一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士人就争出高价购买，该同乡获利数倍。士族还享有免役特权。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众被迫或自斩手足，或投靠士族为奴，称为“属名”，附属于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轻。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选任官吏既不问文武才能，也不必看吏治考绩，只要凭借有好祖宗，靠祖上资荫，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梁时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意思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两句信中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士族子弟在经济上有世传的丰厚祖产，在政治上不必操心费力，高官厚禄便会到手。

　　在南齐统治下的门阀制度可以说是发展最充分、门阀势力最强大和猖獗的时期。虽然士庶之间的区别严格到了“天隔”的地步，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这并不表明门阀士族的强大和稳固，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比如说这时候的军权就始终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
　　既然士族有这么多的既得利益，那些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学雷锋只讲奉献。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也就是今天的户口簿。当时的户口簿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立马知道了，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待续

日期：2010-03-25　21:57:23

　　补充说明一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不少皇帝对佛教和道教特别着迷，对佛寺道观及和尚道士恩宠有加，赐给的钱财和社会地位都相当了得(有“寺院地主”特权阶层)。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真实数目更大，据说仅首都建康(今之“南京”)一地，就有七百多座佛寺、十多万和尚尼姑。梁武帝萧衍，就多次自己真的离开皇宫住到佛寺里，说是要出家当和尚(术语叫“舍身”侍佛)，皇后和大臣们怎么劝说也不回来，非要朝廷出钱把他“赎”回去不可。一干人马当然忙不迭地送金银财宝给和尚道士，以图萧衍能尽快回到皇宫继续做大家的皇帝。当然，皇帝轮流坐，各有各的嗜好，有迷佛迷道的，也有与佛教或道教不共戴天而灭佛灭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