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骗小孩可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屁。历史之所以那么精彩，就是因为存在太多的偶然，历史只有唯一的必然，那就是生产力和知识文明的进步，其余的一切的改朝换代，一切的历史事件，多少都有偶然性。最可恶的是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原型是历史不容改变，这很正确啊，你能改变历史吗？不能。但我能不能假设历史，当然能。假设历史不是为了意淫，也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而是从那些偶然必然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经验，总结出教训，这才能以史为鉴。倘若说历史不容假设，清朝取代明朝是必然的，绝对不许你去假设，去探究，那么历史还有什么意义。照这种无耻言论，我也可以说，蒙古入主中原是必然的，金和宋的灭亡都是必然的，那么金国的完颜氏、南宋的无数忠志之士又何必去反抗呢，干脆在成吉思汗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派遣使臣到蒙古去，向那些还没有统一的部落投降呗！

　　历史有的时候，确实会因为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而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崇祯皇帝的性格。
　　诸多观点，表述了他们对崇祯皇帝性格缺点的理解，有几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多疑、急躁、反复不定、好面子。
　　多疑必然导致两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乾纲独断与用人疑人。其实反复不定并不是性格，而是性格的表现，反复不定是由多疑与急躁两种性格交织而产生的。总之，乾纲独断、用人疑人、反复不定这三点，对崇祯朝严峻的形势有害无益，几乎等同于火上浇油。
　　细细看来，一一对崇祯朝政策失误进行分析。第一过是冤杀袁崇焕，袁崇焕被杀，其原因十分复杂，是各种问题相交织的结果，有皇太极实行的反间计，有非东林党下的套子，也有袁崇焕自己的孤傲与擅杀毛文龙，但归根结底，是皇帝的性格使然。袁崇焕在皇帝面前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结果第二年，后金打到北京了，加上一帮与袁崇焕直接间接有过节的大臣御史上疏污蔑，再加上平时皇帝对袁崇焕的要求言听计从，再加上皇太极使出的那套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忽悠小学生的把戏，皇帝多疑，便真的怀疑袁崇焕通敌，皇帝急躁，便怪罪袁崇焕平辽无功，终于使得皇帝产生了杀念。试想，如果朱由检对袁崇焕足够信任，又能有足够的耐心，便不会听那帮御史的鬼话，更不会对袁崇焕动杀心。

　　日期：2012-02-18 10:25:33
　　（二）
　　第二过是议和流产。议和本是关乎兴亡的大计，自然要皇帝拍板，朱由检心底是想议和的，但是却并不敢拍板，想将这个责任推给大臣，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也不至于背上“昏君”的骂名。按当时的情况来看，朝廷尚有实力，但不足以抵御后金的侵略，而种种史料表明后金也有议和的倾向，故而议和，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办法，可以暂时省却和减缓边疆的危急，一心发展改革内政，与民休养生息，待实力强盛，那时是战是和，再另当别论。但从一开始，朱由检就把议和的责任交给杨嗣昌，自己退处幕后，而议和的消息走漏以后，满朝文武对杨嗣昌展开了言语攻击，将朱由检杨嗣昌君臣比作赵构秦桧的也有。按说朱由检应该力排众议，以图千秋之业，但他最终将自己推出议和这个事件之外，议和一事自然胎死腹中，最终也导致了这一年秋的后金第四次入塞劫掠。

　　第三过是怀疑外将，督战催战，具体表现有四次，第一次是新设五省总督，此职应洪承畴为最佳人选，但朱由检对洪承畴没有足够的信任，又嫌五省总督一职过大，威胁朝廷，故而挑选了才能稍次的陈奇瑜，最终使得车厢峡一役，没能全歼民军，使得日后民乱越发不可收拾。
　　第二次是后金第四次入塞，任用卢象升为蓟辽总督，与金兵作战，当时明朝在大同至宁远长城一线，尚有二十余万久经沙场的精兵，而卢象升又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若是全力调动与后金死拼，即便不能全歼七万后金兵，也能重创之，使后金元气大伤，十年之内无力内犯。但是朱由检的疑心往往坏事，他委派太监高起潜作为监军，更可怕的是，高起潜还掌握着宣大、蓟辽十余万精兵，包括关宁铁骑，而卢象升真正能够指挥的兵马，不过是嫡系的天雄兵两万余人而已，结果在抵御后金兵的过程中，高起潜一直避战自保，卢象升虽欲死战，苦无兵可用，最终寡不敌众，战死于顺德府鉅鹿贾庄。

　　第三次是松锦大战，洪承畴为蓟辽督师，援救锦州。在后金第四次入塞之后，明军丧失了两万精锐的天雄兵，敌我力量的天平出现微小倾斜，更关键的是，八旗军不可战胜已经在明军中传为神话。洪承畴注重敌我对战的诸多条件，并不与后金兵正面交锋，而是长期驻扎，消耗敌军，使其不战而退，即便敌军不退，也可趁其疲惫，一举袭歼。但皇帝显然没有耐心，因为军饷不济，催洪承畴出战。洪承畴出战的最终结局，是十三万明军全线溃败，连自己本人也被后金俘获，导致了敌我力量天平的严重倾斜，并且丧失了重要的帅才，使后金如虎添翼。

　　第四次是孙传庭重新巡抚陕西，并督师七省。个人以为，孙传庭的才能不下于洪承畴，甚至具有入阁拜相的资格。凭他的权力，又在陕西实行的一系列新政，如果皇帝能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孙传庭定能力挽狂澜，中兴大明。但是朱由检显然最不信任的，就是孙传庭，此前已将他关入大牢，是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起用他的。而上任之后，朱由检更是疑心加上急躁一起泼向孙传庭。在屯田练兵刚刚开始，皇帝就催促孙传庭出河南迎战李自成，结果三战三败，孙传庭阵亡。凭着孙传庭的权力，完全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战，可谓为朝廷鞠躬尽瘁了，但死后竟然得不到朝廷的追认，相比洪承畴则要凄惨的多，洪承畴弃国投降了，朝廷竟然不知道，大设祭坛追悼，而真正忠于大明的人，战死疆场，尸首无存，却连最终的一点名分都没有，直到南明时期，方才追认。

　　这四次都是朝廷针对后金和民乱的关键之战，结果无一例外，全部毁于皇帝多疑急躁的性格。倘若皇帝对外臣大将有足够的信任，那么绝不至于这四场关键之战全部败绩，也不至于导致甲申之祸。
　　日期：2012-02-18 18:52:59
　　（三）
　　有人问，朱由检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同样是皇帝的朱由检的哥哥朱由校，为人忠厚而对贤臣孙承宗也罢，权阉魏忠贤也罢，都给予足够的信任呢？
　　事实是，两人的父亲，万历朝的太子朱常洛，很不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待见，太子当得战战兢兢，朱由校朱由检等兄弟自然也就不招待见了，这在朱由检的幼小的心灵中，定然留下一定的创伤。关键还在后面，朱由检是庶出，生母又早亡，与朱由校的经历相似，两人常常受到他们的后母、朱常洛宠幸的李侍选的欺凌。但朱由校好歹是将来的皇帝，李侍选对他要好的多，朱由检就惨了，于是，一个受尽后妈欺凌，没有幸福的童年的朱由检，很容易形成对人多疑不信任的性格缺点。但这一切都是奠基，真正促使朱由检这种性格形成的，要归功于他的哥哥朱由校和他痛恨的权阉魏忠贤。正因为朱由校对魏忠贤过分的信任，才导致了天启四年到七年这三年明朝最黑暗的时代，朱由检充分接受了教训，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对任何人都怀疑的性格特点。

　　如果他的祖父朱翊钧没有一时兴起，宠幸了他们的亲祖母王宫女（后来的王恭妃），也许就不会有他们。如果他们的亲祖母身体强壮些，脸皮厚些，没有因为郑贵妃的嫉妒折磨而过早丧命，也许，他能够多受到一些关爱，不至于导致那个悲惨的童年，也就不至于形成这样的性格，也就不至于崇祯朝十七年来，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却在中兴一事上毫无建树，反而导致亡国。

　　历史是有其偶然性的，历史也是可以假设的。你能说，朱翊钧临幸朱由检的祖母王恭妃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王恭妃体质差病死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朱常洛恰好就宠幸了人品低下的李侍选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熹宗皇帝朱由校病死，恰好无子，又恰好他的兄弟就只剩下了朱由检一人也是历史必然？
　　所以，历史上的很多事，都是很玄乎的，只能说，巧合罢了。
　　日期：2012-02-18 19:4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