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后，汉奸们尤为积极，尤其是洪承畴，这个当年“剿寇”颇为不积极的儒将，一旦进了贼营，反而活泼了起来，为清廷献谋献策，积极谋占山东、河南北部、山西北部，分两路出兵南下，消灭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镇守南京而坚决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残酷镇压江南士绅英勇的民族抗争，都是胡洪承畴为清廷立下的“不世功勋”。此外，汉奸们还积极策动南明内部的反叛，郑芝龙降清，洪承畴就有不可推脱的“功劳”。而当永历朝廷两次掀起反攻大潮时，清廷鉴于中原各地长期的坚决而如火如荼的此起彼伏府反抗从而有所畏怯时，甚至想到签订合约，“放弃”江南半壁，又是汉奸们，鼓舞了清廷的斗志，“身先士卒”为清廷充当前锋，拼命与自己的同胞战斗，为异族卖命，像洪承畴就在永历六年，李定国反攻两次大捷，清廷决意退缩时，请命担任西南五省总督，对付南明。以洪承畴的才能，李定国。孙可望之辈自然无法与他相比，南明的败亡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有时候，汉奸比敌人更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南明所面对的是一个强敌，有一帮有才能的汉奸助阵，而己方显然缺乏与敌人抗衡的人才，又在江南尚未站稳脚跟，其失败，便不再有疑问了。这是个人的第二个观点。
　　日期：2012-03-05　22:21:27
　　（四）
　　第三点，南明自身的问题。上文已经略带叙述了，南明缺乏统筹大局的人才，没有站稳脚跟，以及最重要的两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弘光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互斗争，朝政陷入内乱，而朱由崧又没有统筹大局的能力，江北四镇各自拥兵自重，左良玉更是不听朝廷政令，名义上有统一的朝廷，实质上则是一盘散沙。隆武朝时，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浮出水面，从而有了唐鲁之争、靖江王朱亨嘉之变，湖广总督何腾蛟也有极大的独立性，郑芝龙更是对朝廷阳奉阴违，隆武帝虽然有才能，却也无法控制这样的局面。而永历朝，局势则更加恶化，不仅同室操戈之患延续，而且朝廷压根无法控制各路军队，小小的武冈军阀刘承胤也能挟持天子，反正后的李成栋、金声桓各支军队朝廷更是无法控制，而到了大西军时代，永历帝更是直接名存实亡，孙可望倒反客为主，而大西军内部也不团结，李定国、刘文秀不可能甘于听孙可望的号令。总之，从头到尾，南明的任何一段时期，都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整个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才令清军有了可乘之机，利用缜密的计划，对明军各个击破。

　　当然即便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如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问题也不会太大。大顺军西路军即忠贞营的前身，在从陕北撤退到湖广时，曾对荆州的清军发起攻势，按照当时的兵力，忠贞营有二十万人左右，清军在江南的兵力并非十分雄厚，但荆州之役最终以忠贞营失败告终，不能不说在清军的八旗军面前，忠贞营的战斗力还是薄弱的。而南明历史上的其它多次重要战役，多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唯一的几次大捷，李定国的衡州大捷，也是在八旗军轻军冒进的基础上得胜的，但此后在广东也尚可喜的肇庆之役、新会之役两次战役中，明军连连失利，固然与郑成功没有配合作战有关，但以李定国击败尼堪的实力，不可能打不过尚可喜，真像只能是即便南明军队中实力较好的大西军，实力也处在清军八旗军之下。

　　如果有统一的领导核心，政令通达无阻，那么即便军事实力不足，也可以通过相互配合作战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那么军事实力胜于敌方的话，那么尚且还有挽回的余地，可以通过几场大的战役摧垮敌军的进攻势头，保住政权。但如果两者皆不具备，而面对的敌人又是十分强大的，那么结局就只能很惨。
　　南明正是因为没有统一领导核心，一盘散沙，又没有过硬的军事实力，因而在这一点上，又败于清廷了。
　　总之，总结了这些原因，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大归根到底，似乎是应了那句话，命运如此，历史的命运如此，明朝气数已尽了。
　　日期：2012-03-06　12:44:41
　　【汉文化的辉煌与变革】
　　（一）
　　明朝真的就该亡吗？真的就没有一点的挽回余地吗？

　　历史曾经给过它机会，只是，它没有珍惜而已，或者说，它无法珍惜而已。
　　近来随着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在草根读者中的流传，民众中渐渐掀起了一场“明史热”，曾有某些砖家预言，明史热不过热一时，但事实证明，随着大量明史著作的出版，随着互联网上大量关于明史的贴吧的开创，明史热非但没有降温，反而越来越热。
　　明史越来越热，也就导致了对明史热爱者喜爱明朝者——“明矾”的越来越多。在“明矾”中越来越流行这样的一个观点，明朝的灭亡是值得惋惜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而清朝入关灭亡明朝则是罪恶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现实果真如此吗？
　　个人观点，确实如此。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且不管明朝的灭亡是否值得惋惜，但明朝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的一切的灭亡，是绝对值得惋惜甚至痛惜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明朝时代的辉煌，究竟辉煌在何处

　　日期：2012-03-06　12:47:10
　　（二）
　　第一点，繁荣的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经济这玩意，就是农工商等业，说俗了点就是人们的吃喝拉撒，经济水平高，就是人们吃喝拉撒的水平高，而绝不是什么国民生产总值高。天下太平，承平日久，政府不作怪，经济是自然会发展起来的。明朝虽然重农轻商，但却没有重农抑商，更没有所谓的“多少五计划”，经济到了中后期，自然就繁荣了。

　　明代官方统计的在籍人口最多时的明末为六千多万，加上大量的流民、“贱民”以及妇女儿童，人口至少在一亿人左右，即便经历崇祯年间的天灾人祸，人口也不会低于八千万，与同时期的欧洲总人口八千万相吻合，没有出现人口过多或过少的情况。
　　明万历年间，经张居正十年改革，清出大量田亩，当时全国耕地面积为1161万顷，即11.6亿亩，即便到了崇祯年间，大量田地抛荒，在籍田地也有783万顷，即约7.8亿亩，按照人口对比，不论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则有人均耕地约十亩，再除去众多的城市人口，耕者的平均耕地超过十亩，这在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今天看来，是足够让人羡慕的。而当时亩产正常为两三百斤，按低了算丰年全国可产粮约2000亿斤，人均约2000斤，足够全国人口消费，即便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如果没有灾荒，绝不至于像某党府所说的那样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等轻工业，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官营手工业不断萎缩，而民间手工业则不断壮大。晚明时期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比同时期的西方强大得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厂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是巨富的时候，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十万两的银子（相当于人民币几千万元）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很是寻常，著名的海商集团郑芝龙的经济实力达到了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整个大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历史上真正富可敌国的第一人，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南北都出现了一批以经营工商业而驰名的城镇，成为商业集散地和手工业的制作中心，小如江南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形成的江南小镇，大如北京、武昌、芜湖、南京、苏州、杭州、松江、广州等大都会，其中形成的行商坐贾、作坊主等富裕的工商业者，日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不少地主缙绅也在逐渐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已在晚明成为社会潮流，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大的商帮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传统的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大江南北繁荣的商业，就可知这一理论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