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晚明商业的繁荣，使得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定下的《大明律》明文规定压制商人，商人地位位居四民之末，但到晚期，随着大多数士绅也从事工商业，商人的地位显著提高，历史的规律总是不会变的，有权的想要有钱，有钱的想要有权，最终，富有的商人阶层已渐渐地与士绅阶层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商业思想对政治、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隆庆年间开放海禁是儒商阶层的努力成果，而明朝中后期的长短篇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则无不体现当时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

　　自然这样繁荣的工商业之下，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其实资本主义萌芽也并非像史学界渲染的那么重要和特别，它只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而已，只要经济正常发展，没有变态发展，那么经济的规律决定了该发生还得发生，就像吃饭一样。之所以被渲染的那么重要特别，是因为后来这萌芽真的死在了萌芽状态，经济陷入变态发展，直到如今，依然变态。明朝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就像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中必然要发芽一样，但相对于后来这片土地干涸了，萌芽夭折了，这个曾经存在过的萌芽，就像闪耀的新星一样，让许多人唏嘘不已。

　　但总结下来，明朝中后期的经济虽然是正常发展，但其所无意中取得的成就还是很了不起的，比西方发达的手工业，比西方繁荣的商业，比西方历来有优势的农业，更有西方每年贸易逆差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百万两（亦或上千万两），此处笔墨有限，不再作详细叙述。
　　日期：2012-03-06　12:56:34
　　（三）
　　再来看第二点，科学方面，传统科学的最后辉煌与新兴科学的逐渐兴起。所谓传统科学，指中国本土的科学，像医学、天文学、数学、工学、农学等，带有强烈的浓厚的传统特色，最显著的就是不太注重逻辑和抽象思维的中国式科学，所谓新兴科学，指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显著特点是很注重逻辑和抽象思维，与东方科学相辅相成。

　　明代传统科学的繁荣，连“教科书”上也不得不承认。最最著名的就是超级大夫李时珍及其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了，这是中国传统医学上的一大辉煌。但此外，“教科书”上介绍的就很少了，这里弥补一下，除了李时珍之外，还有大音乐学家皇室宗亲朱载堉及其《律学新说》，此人在中国似乎无名，但在西方音乐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还有水利上真正的专家，万历朝的潘继驯及其水利学著作《河防一览》，其治理黄河、淮河、大运河十余年，使得此后几十年黄淮之地无有大的水患，是中国水利科学集大成之人；还有真正的大师徐光及其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也是传统农学的集大成之人之作；还有工学科学家宋应星及其著名的工学巨著《天工开物》，此书的名气，甚至盖过《本草》，但我们也应该同样敬佩它的作者；还有地理学家兼旅行家的徐弘祖及其《徐霞客游记》；更有李时珍之后的明朝第二大夫吴有性，此人撰写的《瘟疫论》，竟然发现瘟疫的致病原因是来源于“病菌”，可谓是传统医学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发现，对于魔鬼般瘟疫类的传染病，人类将不再害怕。

　　以上只是明朝科学各个领域的顶尖之人，而其他并非十分太著名的就实在太多了，这里仍然不作详述，建议感兴趣者可查阅相关明代科技发展的书籍。从上可以看出，明代的传统科学，多是对前代的总结，可谓集大成的时代，但创新似乎很少，除了吴有性发现“病菌原理”，似乎没有新意了，传统科学的繁荣，不免也暗示了传统科学的衰微，其实这也是自然的，不注重逻辑抽象思维的科学，终究会因其缺陷而陷入发展的停滞，必得弥补其缺陷，方才能摆脱此尴尬局面。这样的繁荣，只能无奈地说，是传统科学的最后繁荣了。

　　如果仅仅有这些，那么明朝在科学的发展史上并不会太突兀，亮点就在于东西方科学的交融。众所周知，明代中页是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并伴随着大航海时代，西方发现世界，此后大量的传教士涌向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基督教，中原大地自然也就成了传教士们最受欢迎最向往的地方了。而传教士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鲜的宗教教义，还有西方那与中国风格迥然不同的科学。

　　日期：2012-03-06　18:32:13
　　（四）
　　为了方便传播宗教，传教士们不得不与中国的士绅阶层合作，也不得不以西方的科学为媒介，这样一来，西方科学就在中国传播开来了。晚明时期，接受西方科学洗礼的有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熊明遇等大批士绅，更有安庆桐城方氏一族，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祖孙三代及其族人，均与西洋传教士来往，不仅是传统理学的承载着，也是西方科学传播中土的取经人，而方以智则集其大成，创作了《物理小识》《数度衍》两部科学著作，其中物理一词正式由此在中国成为一门学科，与数学、农学、医学等并立，足见东西交流的成果。

　　现作简单罗列，晚明时期，中国西学士绅与传教士交流后翻译或创作出来的科学著作。徐光启创作的有《崇祯历书》，传统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的融合之巨著，更包涵几何、代数、物理等知识，此外还有翻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指算》；李之藻翻译的《圆容较易》《名理探》；还有传教士独立翻译的著作，如熊三拔的《表度说》，利玛窦的《乾坤体义》，艾儒略的《职外方纪》，汤若望的《主制群征》，更有传教士们合译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当时的方以智等人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并赞同“日心说”等观点，并提出“光肥影瘦”的物理学观点，得到了后来西方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不仅仅是翻译、创作这一方面，在实用方面也毫不含糊，实用最多的就是军事科学方面，最多的就是西方的火枪、弗朗机、红夷大炮，在传统火器学与西方火器学交融及未交融的情况下，明朝已经诞生了一大批火器方面的图书著作，并且晚明大批正规军皆配备大量的火枪火炮，而崇祯四年孙元化在登州训练的新兵，堪比西方最先进的火器部队，几乎完全实现了军队的火器化与近代化，即将完成中国军事史上的革命，可惜后来胎死腹中。

　　在东西方科学交融的情况下，晚明的部分士绅的科学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及“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丝毫不见对方技之术的鄙夷，丝毫不见顽固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与落后，与两百多年后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相比，是不是显得更加文明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多呢？

　　总之，晚明是传统科学与新兴科学共同繁荣的时代，并且也是中国的科学实现转型并将继续长足发展的一个关口，只要再来五十年，转型已成，化蛹成蝶，中国科学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到时火车也罢汽车也罢，蒸汽机也罢发电机也罢，在东方发明还是在西方发明，可就说不准了，但结果如何呢，你我心知肚明。
　　日期：2012-03-06　18:36:19
　　（五）
　　再来说第三点，人文思想的发展及启蒙运动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同样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方则有古希腊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古希腊则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西方有了文艺复兴，以至于其后走向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中国却依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呢？

　　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结果而没有看到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