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永历朝虽然有过数次反攻的大潮，但为何次次失败，虽然与朝廷的不作为与人心的分散有关，但决不可忽视客观的环境，那就是大片疆土已经沦陷，明清对比的实力大为悬殊，浙闽赣等富庶之地尽入敌手，挽回的余地便相当小了，说白了就是南明丧失了前两次的机会之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了。即便把握住了机会，弘光朝可以守住关内之地，隆武朝可以匡复黄河以南，但永历朝最多只能匡复江南半壁，实力如此，不必多言。

　　总结下来，弘光朝确实是亡于盲目无知，隆武朝亡于无兵可用，永历朝便亡于强弩之末了，这三朝，前者虽有江南半壁，却没有意识到天下大局的变化，这便该死，自己尚且没有挽回之心，何必让后人为它惋惜。后者虽有多次机会，但所谓强弩之末，人心分散，大局上已经输给了满清，即便谁谁力挽狂澜，挽回的余地依然不大。中者虽丢失江东之地，但有心挽回，并且大局不至于很糟糕，缺就缺在几个偶然性的原因。

　　如果没有出现浙江不知唐王已经监国，如果没有重用何腾蛟而是重用堵胤锡，如果唐王在浙江监国而不是在福建监国，如果隆武帝有班底支持而使郑芝龙不生异心，如果那样了，历史恐怕要改写了。但总结南明三朝，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打仗的人是不缺少的，缺少的是有将帅之才的封疆大吏，即便有将帅之才的，像堵胤锡、张煌言、陈子龙等，都是底层官员，无法被发现或重用。

　　为什么晚明南明的封疆大吏多是有德无才或无德无才之人呢，这一定是必然现象吗？不一定，崇祯朝既能出现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那么南明三朝也完全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人才。也就是说，从这段历史中假设出一个像洪承畴、孙传庭这样的能人出来，也并不违背当时的历史局势。
　　这么一来，就好办了，隆武朝其实说到底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能人，如果有像孙传庭、洪承畴这样的一个封疆大吏辅佐贤明的唐王，相信凭借当时并不算恶化的局势，大事犹可为。
　　好了，开始这段虚构的历史吧，就从这个假设出来的人物开始。
日期：2012-03-12　13:44:58

　　【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一）
　　他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和当时晚明几百万人的士绅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他又是特别的，因为他的出生与经历。

　　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万历三十一年，即公元1603年，南阳府的杨氏一族，诞生了一个新的成员。南阳的杨氏并非大族，只有远在三国时，南阳出了一个杨仪，其他年代，则没有南阳的杨姓著名人物。但有明一朝，杨姓还是出了不少的名人的，明初有著名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溥、杨荣，正德朝则又宰辅杨廷和、儒将杨一清、杨廷和之子大文学家杨慎，嘉靖朝则又有直臣杨继盛，万历天启朝则有东林烈士杨涟，崇祯朝则有宰辅杨嗣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实这不是巧合，杨姓本就是大姓，出了这么多人物，也是情理之中。

　　南阳新诞生的这个杨家的新成员，被取名铭化，并在他的冠礼上被赐字仲生。杨铭化祖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不过其曾祖父、祖父分别当过地方的知州、知县，家族并不显赫，但也是一个书香门第。
　　这个书香门第何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在人口日益增多，田地相对减少，杨家的生计日益窘迫的情况下，杨铭化的父亲、叔伯毅然以儒生的身份外出经商，成为明朝很普遍的儒商，因而杨铭化的家庭条件，也许决定了他以后的经历。
　　父辈皆外出经商，杨铭化的祖父自然将考试为官的任务交代在他们这一代的身上。从小，其祖父便竭力教导杨铭化兄弟，万历四十七年，十七岁的杨铭化考中生员，成为南阳县县学的一员，天启元年，杨铭化在其祖父的支持下参加河南省的乡试，考中举人。但自此开始，杨铭化便无论如何再也不肯参加会试，不管其祖父强硬要求还是婉言相告，都没有效果，最终，只得无奈将他送到在苏州经商的杨父那里。那一年，是天启三年，杨铭化二十一岁。

日期：2012-03-12 17:09:01

　　（二）
　　在苏州，杨铭化接触到的是一种新的文化氛围，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和浓厚的市民文化气息，深深地感染了他，自小而来的叛逆精神在这个年纪开始发展起来。杨铭化父亲倒也是个宽厚的人，也没有严厉地要求他。杨铭化一面在自家的商铺学习经商之道，一面广交朋友，大到官府命官，书香世家，豪族子弟，小到市井百姓，僧道方士，贩夫走卒。
　　杨铭化的祖父虽以程朱理学为治学之重，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但与年轻时也受到了何隐心、李贽等人的泰州学派心学的影响，与传统的理学家有着天壤之别，个性解放，反对迷信理学，认识到朝政的腐败，这也是他为什么仅仅只做了一任知县，而不愿意再继续为官的原因。自然不可避免的，杨铭化也受到了心学的影响，但为了重振杨家的家业及名声，其祖父还是希望他治学科举为要，对关于心学这方面的教导，只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而到了苏州之后，随着见识的不断增长，朋友的不断增多，加之自己年少所学，杨铭化渐渐地开始在思想上有所发展。

　　从天启三年到天启五年，杨铭化结识了三位重要的人物，这三个人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人是张溥。张溥是苏州府太仓县人，字天如，万历三十年生，比杨铭化年长一岁，由于其生母是婢女，因而其在家中没有地位，所以发奋读书，在乡里小有名气。皆知他是后来复社的创始人，但在此前，他已经崭露头角，苏州的应社就是张溥所创立。这样一个文社，杨铭化不可能不知道，结识张溥也就是很平常的了。但不平常的是，杨铭化的学识让张溥感到折服，尤其是他提出的“治学当致用”的观点，曾掀起苏州当时的一场“实学”的大潮，张溥因而很是倚重杨铭化这个朋友，虽然没有加入应社，但杨铭化与应社成员的关系，都是十分紧密的。此后杨铭化能够成为复社的资深一员，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

　　第二个人是陈子龙，陈子龙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氏，字卧子，与同乡夏允彝同创几社，曾师从徐光启，接触西学，著名的《农政全书》的最终校审与刊印工作都是陈子龙做的，他比杨铭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对实学的推动力量，要大于杨铭化。因为学术主张上的相同，以及杨铭化常常游走于江南江北各地，因而结识陈子龙，也是正常的。
　　第三个人就比前两者要牛的多了，他就是陈子龙的老师之一，晚明乃至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科学家，徐光启。杨铭化结识徐光启，是通过两个途经，途径之一是他的祖父，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杨祖在万历初年在广东韶州任知县，恰在此间，徐光启也在韶州任教，两人偶然结识，杨祖也十分敬佩徐光启的学识，虽只有一面之缘，却如至交，杨铭化通过这个途经得知了徐光启的大名。途经之二是新结识的陈子龙，通过陈子龙，杨铭化到上海亲眼见到了徐光启，这是在天启五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