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河西战役，共分两次作战。第一次作战发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1万多精骑，迁回奔袭1000多里，歼灭匈奴军8900多人。第二次作战发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夏，汉军以数万骑兵分两个方向作战，主要方向由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骑兵数万人，远距离迁回河西地区，绕至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背后，一举全歼匈奴军3万多人，获得了巨大胜利。次要方向由博望侯张骞率领的1.5万骑兵，也取得了一定胜利。

　　汉匈漠北战役，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军调集骑兵10余万、步兵数十万、预备马匹14万，分编卫青、霍去病两大骑兵集团，各率骑兵五万，两路大军都越过了大沙漠，行进2000多里，与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军展开激战，歼灭与俘获匈奴军8万多人，汉军获得了战略决战的巨大胜利。经过此次大战，匈奴军元气大伤，匈奴部族远走漠北，漠南已无匈奴王庭。

　　日期：2012-02-04　20:13:17
　　这几次大战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对于匈奴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歼灭了多少敌人打了多少胜仗，事实上整个汉武一朝，汉军对匈奴人都是败多胜少，损失也是汉军大得多。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汉军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战役确实地占领了河南河西这两块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战后，汉武帝下令在河南地设置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与朔方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中大夫主父偃上书，“大家都说朔方土地肥饶，还有大河天险，蒙恬曾在此筑城以驱逐匈奴，如果在此筑城开垦，那幺对内可以省却运输、调兵戍守等费用，还能增强中国的力量，这实在是灭胡的根本。”汉武帝便停止正在进行的通西南的筑路工程，“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城）”，又招募内地居民10万至朔方实边，并修缮秦代的旧长城及沿河要塞，把河南地建成一个可以向东、西、北三面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这使得单于王廷就直接暴露在汉军的攻击之下。昔日匈奴刺向汉朝后背的利刃，迅速转变为汉军指向匈奴前胸的长戟！

　　但是这一切依然远远不够，匈奴人并没有那幺容易被彻底击败，他们虽然哀唱着：“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但依然没有丧失战斗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汉军击败，而给了匈奴人力量的正是西域这一片富饶的土地。漠北会战之后，匈奴大幅度地向西北退却，控制西域日益成为汉朝进一步打击匈奴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西塞”的修筑使得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又向汉武帝提出了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新建议。乌孙本是与月氏同处在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后因败于月氏人而投降了匈奴。当月氏人被匈奴赶到伊犁河流域之后，乌孙首领昆莫请求匈奴助报旧怨，西向攻破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以后，乌孙又与匈奴反目，“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曾发兵攻打乌孙，但战不能胜，双方保持着不战不和的微妙关系。张骞认为，“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她，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张骞试图以故土、财物和美女来打动乌孙国王，想法未免失之于简单，要知道虽然现在匈奴人和乌孙的关系不睦，但是毕竟跟随了匈奴人多年，匈奴人的强大实力乌孙人知之甚深，但是对汉朝的实力却根本不了解，怎幺可能轻易答应汉朝的要求？虽然如此，但是张骞提出的战略却并没有错，他的“断匈奴右臂”策略是形势所急需；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招徕西域诸国为汉朝“外臣”的设想，如能成功的话将是对匈奴人真正致命的一击。所以，汉武帝很快就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着一支由三百人组成的队伍，携带着万头牛羊和数千巨万的金币绢帛等物，再次浩浩荡荡地向西出发。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之时，正值乌孙国内政局动荡、三派势力分立的非常时期，自顾尚且不暇就更不可能和汉朝联合。这样，汉朝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设想便暂告落空。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收获仍然很大。乌孙国王在张骞回国时，特派了专使护送，并献良马数十匹以报谢汉武帝。这数十名乌孙使者亲眼目睹了汉朝的富强，回国后将其见闻报告乌孙国王，“其国后乃益重汉”，为日后乌孙与汉朝的通婚结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同张骞出使的许多“持节副使”奉命去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广泛传播了汉朝文明的信息。这些国家大多愿意与汉通使往来，有的还派遣使者随同汉使一同来至长安，从而开始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正式往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被史家称为“凿空”，这两个字实在是精准无比，其艰难困苦跃然纸上，也因此张骞的丰功伟绩流传千年。

　　日期：2012-02-05　20:03:02
　　三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自乌孙返回。乌孙拒绝与汉结盟，使得汉武帝深感失望和不快，但这种情况也使汉武帝明了，要完全打破匈奴人的“西域后院”，就必须以汉朝在西域强有力的存在为基础。汉武帝感到，当务之急，是在河西走廊的西端，亦即西域地区的东部，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亲附汉朝的据点。此时向西域推进的策略是先派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如此反复循环，步步推进。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击匈奴战略的继承。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因而西域地区受其奴役后，他的根据地设在天山中段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因此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其进入西域必须避开天山中段的匈奴根据地，只能沿着天山南麓西进。当然沿着昆仑山北麓西进也是匈奴势力较为薄弱之地，不过在这条路上建立汉朝的前进基地，鉴于地形因素，有大山阻隔很难随时出击匈奴主力，动摇其根本。所以只有从敦煌向西北经玉门关、楼兰、库尔勒、龟兹一线，才是进可攻、退可守、随时威慑敌人的战略之路。可见，攻打西域已是如箭在弦，势在必发，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而已。尽管自敦煌西北到罗布泊之间，大都是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路途十分艰险，但汉武帝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筑成一条新的长城，直插罗布泊，为西进西域打下了可攻可守的牢固基础。当近代国内外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等人实地考察后，无不赞叹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处处显示着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和力量。正是在这种巨大国防工程的支撑下，汉朝才有可能不断向盘踞在西域的匈奴出击。元封三年（前108年），酝酿已久的对西域的战争终于爆发，汉朝首次用兵的对象，是楼兰和车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