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嬴政的使者去监牢释放韩非的时候，韩非已经倒在地上，睡了，永久地睡了，旁边放着老同学关照的毒药。嬴政好不沮丧，但也不怪得李斯，命令是自己下的，李斯为老同学减少痛苦也不能算错，只能心里默默地想着：别了，我的偶像，你的生命虽不在，但精神将永远地照耀着秦国。
　　其实，韩非本不应该就此放弃生命，他还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只是他在关键时候过于天真。后世的政治斗争中矫诏杀政敌成了常用手段，人们也因而有了防范意识，那就是不要相信任何来自第三方的死刑宣判，李斯的送毒药也算一种。韩非本可以对李斯说，我倒要看看秦王如何杀死偶像，如何对待人才。更或者他还可以装死骗过李斯。可是韩非却对李斯没有怀疑，就差说谢谢了。

　　这样，韩非迈出了死亡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至此，韩非的死亡三部曲已经演完，这一年是公元前233年。韩非丢掉卿卿性命，嬴政误失所爱，李斯却不动声色地做了超级大赢家。可是李斯不光彩的手段却遭来了现世报，赵高在杀死李斯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中间人能够篡改信息的优势，李斯像狗一样被赵高训练成条件反射，死的很惨很窝囊。


日期：2008-8-17　23:14:20

　　一，我为什么这么恶 ___________________上
　　《韩非子》中没有专门章节对人性进行专门论述，但处处闪现关于人性的论述，韩非始终没有对人性进行主观的褒贬，他用一种近乎客观的语气在谈论人性如何如何，人们应该如之何如之何。可见韩非的头脑中并没有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的区别，他只是在就事论事。人性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趣利而避害，既可以是建设者，也可以是破坏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会无偿做好事，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做好事，对君主而言就是“运用之秒，存乎一心”。后人将人性本恶的标签贴在了韩非身上，其实韩非并不关心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只关心什么是有用的。尼采在《超善恶》中要阐述的意思，有两位古人已经模糊的感觉到了，一个是我们的韩非子，另一个是他们的马基雅维利。

　　那么如我们现代读者所言，韩非为什么这么恶呢？任何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说过哲学这东西就是他妈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临近傍晚的时候才会哇的一声从枝头起飞。当战国这段精彩的乱世快要结束的时候，韩非哇的一声，于是便有了经世骇俗的《韩非子》。与《韩非子》堪称姊妹篇的《君主论》的诞生与《韩非子》有异曲同工之秒。《韩非子》虽然像2002年第一场雪一样来得有那么晚一些，但还是赶上了秦始皇的二路汽车。秦以后，法家的作用没有减小，但地位却下降了，站在法家头上的是老对头儒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法家太务实了，太直接了，太有力了，这些长处反过来也是短处，有些领域是不适合法家的，比如教育、宣传、祭祀、文化等，总而言之一切和国家形象有关的领域都不太适合法家，而在制度、法律、军事、甚至群体心理等方面，法家依然起主导作用。名儒实法几乎成了后世王朝治国的不成文规定，名儒实法的简单表述就是打着儒家的旗帜走法家的道路。虽然有点让人费解，但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试想如果那本启蒙读物《三字经》的开头写着“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贪”，结果会如何？再想两支其他方面几乎相同的军队在战场上相遇，一方受到忠君爱国的训示，另一方有一项很透明，执行也很得力的政策：杀敌一人赏田百亩、进一爵，哪一方的胜算更大？名儒实法的框架之下并不是泾渭分明，两者界限总是模糊不清，而且相互渗透，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重大改革时期，儒家总是希望道德完人完成历史使命，而法家则试图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取得成效。

　　儒法两家瓜分了官方市场，在民间市场中又有了道家的参与，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主要是在社会交往及人情事故方面，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很有点打太极的味道。由这些思想形成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既不明晰也不确定，看似不着边际，其实处处存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既能将小人捧成明星，也能将英雄拉下马来，我们总是用一生来学习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人性是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爱的、食肉者都是君子、可是当我们走进社会才发现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教科书上那般美好，于是乎怀疑产生了，人性是善还是恶？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我们在呼唤公德心和社会良知的时候，正好说明我们现在缺乏公德心和社会良知；当我们在高喊创新的时候，正好说明我们目前创新的还不够。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采访一名罗马人，一定会让他满头雾水。罗马人头脑中没有人性善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我们看来罗马人本性邪恶、贪婪、好斗。孔夫子教导我们说君子要远庖厨，可是在罗马连最文雅的人都乐意观看角斗士捉对厮杀的血腥场面，（作者按：以后在罗马史中会给大家详细描述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同样，老美没有像咱们那样刻意拔高创新，可是他们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守旧是何物。

　　人性善恶的问题给我们的头脑带来了不小的混乱，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做而不说、有的人说而不做、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他们要么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要么就是招人喜欢的性情英雄———曹操的那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种反传统的写法，没有善的虚饰，恶的率真可爱。最苦恼的莫过于那些离开儒家书房刚刚走进法家竞技场的青年朋友，被欺骗的感觉是共有的。这里有自己改编的小诗几句献给大家：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生气，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看一看《韩非子》，你就会心明眼亮、茅塞顿开。所以我说儒家的存在是政治的需要或者代表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法家则揭示了更多的客观实在。


日期：2008-8-19　23:27:49

　　二，我为什么这么恶———下
　　抽象的、形而上的讨论人性的善恶是没有意义的。这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解答，一个人能够证明出人性多么善，另一个人就能证明出人性多么恶。虽然人们对人性善恶存有争论，但对人性可塑确少有质疑。所以相比于《旧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觉得《新三字经》开头“人之初 如玉璞 性与情 俱可塑”更贴切，前者的语气先验而独断。人性的可塑性在不同学术大师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