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争论可以简化为：韩非认为合乎道德无用，不合乎道德才行，其实韩非的本意是说在道德之外还有比道德更有用的事物，那就是利益。
　　既然利益当头，那么君主治国的立足点是法治，而不是道德。在这一点上，韩非与现代社会学思想一致。现在社会学也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能靠个人道德的发展，而是要靠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人的行为受外界环境影响要远胜于受自身的约束，现实中只有极少数的绝对好人和绝对的坏人，绝大多数是受环境影响的可好可坏的人。如果非法牟利可以不受惩罚，许多人会投入其中；如果非法牟利要受到惩罚，他们就可能不去做。因此要消灭奸邪，必须依靠法度，而不是希望人们的良心发现。事实上，在利益面前，良心很少能自我发现，只有惩罚来临，良心才有可能觉醒。

　　韩非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把便宜货放在偏僻的地方，即使像曾参、史鱼这样品德高尚的人都难免顺手牵羊，这是由于暗处下手不容易觉察。把值钱的东西放在闹市区，即使盗贼也不敢拿走，因为很容易被别人看见。
　　其二，母亲宠爱子女，牺牲自我，付出很多，可是子女并不见得往好的方面发展，相反他们娇生惯养，放纵成性，从来不听母亲的教诲。父亲奉行“棍棒出孝子”，结果子女反倒懂事听话，自立成才。
　　民性如此，韩非认为君主治民应该用法之严，不用仁之宽。然后他又站在民众的角度去考察了重刑、厚赏、严法产生的效用。
　　如前所述，利益是第一位的，那么求利之心必然会诉诸理性的思维。理性是民众能够接受重刑厚赏严法的根本原因。因为理性，人们才会为了长久的、整体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局部的利益。
　　以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为证，平日里忍饥耐寒、辛苦劳作，这样即使遇到兵荒马乱和天灾人祸也能勉强维持生存，因为他们平时有积存，且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与此相反，平日里好吃好喝以示疼爱，安逸享乐以示关心，到了灾荒岁月，就只能卖儿卖女，因为既没有养成吃苦耐劳的作风，也没有积存下多余的财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仁义所观照的就是眼前的、局部的舒适，法治观照的是整体的、将来的强大。孟子说：“两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因此儒家学者所谓的轻刑爱民不足取，韩非斥之为亡国之术。要想规范臣民的行为，使臣民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连为一体，必须采用厚赏重罚。“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奖赏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禁止奸邪行为。赏罚的力度越大，收获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厚赏重罚具有鲜明的指示作用，一旦实行，所有臣民的心理都将受到震动，将很快实现令行禁止。
　　随后，韩非又驳斥了重刑伤民的论点。重刑所要惩处的对象只是很少数作奸犯科的人，而不是全国绝大多老百姓。而且韩非又主张法令要依据基本的天理人性而设，是以遵法并不是一件难事，从这层意义上讲，法令并不是民众的敌人，而是民众的保护神，既然是保护神，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了。守法不难，而违法的代价巨大，人们就没有理由作奸犯科。况且，轻刑能够禁止的行为，重刑也一定能做到，反之，重刑能够禁止的行为，轻刑却做不到。

　　之所以要厚赏重罚，对君主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厚赏重罚的目的是为了将民众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民众为求赏而努力同时也是在为君主谋利，民众努力避免受罚也是在保护君主的利益。如果君主听信儒家的仁义之说，施行宽刑，便是置自己的利益于不顾，坐视臣民之利益与君主之利益相互损伤，放任臣民抛弃自己。一个上下离心的国家在战国中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国家灭亡，对君主对臣民都不是一件好事。可见如果不在理智的指导下实行厚赏重罚，仅凭感情上的不忍轻罪缓刑，结果必然是共输，这才是最大的伤民。

　　儒法两家立场不同，对赋税的看法也不同。儒家学者认为赋税过重会造成臣民对君主的怨恨，导致天下大乱。针对儒家的诘难，韩非说出了君主不愿为外人道的秘密。民众之于君主好比劳动者之于资本家。既然利益当头，那么君主应视臣民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机器，而不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
　　从根本上讲，法家并没有爱民的观念，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持续地、长远地榨取臣民的“剩余价值”。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韩非深知富足的民众并不是君主和国家的福祉。他认为尽管人们从感情上喜欢生活在一个富足的、没有压力的、福利化的环境中，但这样的环境会让人丧失进取心，会使国家失去竞争力。
　　在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里，失业救济金高达平均工资的80%，人们不上班也不用为生计发愁，造成的后果是国家缺乏竞争力，社会进步缓慢。韩非注意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一旦生活富足就会失去上进的动力，再加上刑罚宽松，很多人会骄恣放荡，难为国家君主所用，又免不了作奸犯科。
　　英明的君主善于通过运用税赋的工具将天下财富掌控于手，然后通过功赏过罚使天下人效命。君主驾驭民众应该像渔民用鸬鹚捕鱼一样，鸬鹚是捕鱼的能手，但是贪吃，一旦吃饱就懒得动弹，为了让鸬鹚多多捕鱼，渔民在鸬鹚的脖子上套上一个皮圈，这样鸬鹚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拼命捕鱼，但却无法下咽，所得全部被渔民拿走，只有到收工的时候，鸬鹚才能得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小鱼做充饥之用。

　　鸬鹚脖子上的皮圈就是税赋，通过税赋，君主将天下财富控制在手里，当然这里有个尺度的问题，征收太少不解决问题，征收太多又会造成涸泽而渔。君主手中有了钱一切就好办，“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在大锅饭混日子时期能人与庸人一样，君主无法区别谁是南郭先生，谁有真才实学。若君主高举赏罚进行业绩考核，一切矫饰无用的行为和言辞都会现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