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老太太深表同情，而后又问：“你家女儿的婚姻生活怎么样？”
　　乙老太太脸上顿时有了亮光，“好啊。每天无需工作，也不用做家务，女婿全干了，她只要在家待着就行了，无聊了就逛街购物。生活真的很轻松！”
　　臣民出于自利，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凡是对他们有利的行为，他们就四处宣扬，凡是对他们有害的行为，他们就严加诋毁。通过这种无形的舆论气场，人们党同伐异，试图将一些行为纳入他们的价值体系之中。

　　君主也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对世人的一切行为进行评判。君主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完全有能力消灭一切明面的反抗。可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在无声无息中改变人的思想。
　　最可怕的敌人不是站在你面前叫嚣挑衅的那种，也不是趁人之危暗地下手的那种，而是你还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却已经被征服的那种。舆论就是这样的敌人。
　　由于臣民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们掌握着舆论，在这一点是君主是不能比的。但凡是人都有从众意识，同是凡胎肉体的君主也不例外。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之下，君主不知不觉地滑入世人的价值体系之中。最后的结果是世人得利，君主受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明朝历史为君主与臣民的价值体系之争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儒家思想在经过许多朝代的演化之后，已经成为君主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到了明朝，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文官政治发展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儒家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君主手里的工具，而是具备了自己的生命。明朝中期，儒家思想不但接管了国家的一切事务，还要改造皇帝。

　　皇帝作为帝国最高的指挥者，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指导帝国事务运作。舞台已经搭好，背景是现成的，台词也有了，皇帝只要按照既定的剧情演出就可以了，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皇帝想特立独行，表达自我意见，那对不起，你这是破坏了先祖的成宪和儒家的教导，文官们会团结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与皇帝争个长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儒家的一元世界里，皇帝竟然是那么软弱无助，就算有时能杀几个大臣，关几个大臣，提拔几个忠于自己的大臣，但根本无法撼动儒家的铜墙铁壁，究其原因，是因为皇帝本身就是在儒家的教导之下长大、登基，而朝廷的政治学说中除了儒家又别无其他，因此无论怎么做都是如来佛手中的孙猴子。
　　隆庆皇帝没有主见，凡事听从大臣，甘心只做橡皮图章，因此受到文官的赞扬。而正德皇帝特立独行、别出心裁、处处不受约束，一心想按自己想法生活，却遭到群臣到批评，被批为荒淫无度。
　　君主与臣民处在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内，君主要实现唯我独尊就必须摧毁臣民的价值体系，并将臣民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当中。然而君主和臣民都都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都有类似的道德感和羞耻心，遭遇不幸会觉得悲伤，遇到喜事会感到兴奋，看见别人受难会心生怜悯。儒家学说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基础之上。
　　孟子有言“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又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的观点代表了儒家政治的基本思路，由于人性本善，所以君主治理天下应该立足于仁义。孝道不但可以齐家，也可以治理天下。
　　对于人性中的善，韩非并不反对。仁义或许有吧，或许没有，但治理大争之世下的国家不能靠仁义。仁义不但无法治国，在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也不占有优先地位。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旧时代妇女生产，如果生出来是男孩全家就大肆庆祝，如果生出来是女孩就要将其杀死，同样是娘身上掉来下的肉，命运却如此不公。
　　父母对女婴并不是没有一点感情，只是由于那时女孩消耗粮食却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生活资料极端匮乏的环境下是一个不小的累赘，父母出于理智的考虑，不得不将女孩早早杀死，这实在是环境所迫啊。

　　必须注意到，只有在生存环境极端严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将利益摆在第一位，硬起心肠，理智行事，甚至不惜付出情感上的代价。在同样的环境下，仁义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应该予以抛弃。
　　在战国时代，君主的生存时刻面临的考验，这就要求他们弃绝感情，冷却心肠，将利益摆在第一位，下手要狠一点。“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执政好比洗澡一样，虽然会洗掉头发，但也要坚持进行。因为这样一来干净舒适，二来有助于新发生长。与此类比，君主要在感情上作出牺牲，挣脱道德上的约束，立足于理智和利益，才能获得利益的增长。

　　在大争之世下，利益即使不是唯一的主题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因为没有利益，谁也不能存活，这是客观的现实，不以人们的感情而发生任何改变，你只能适应，而无法改变，试图以仁义粉饰只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畅谈利益吧，仁义的事情得等到大一统之后才有市场。君主的利益是王霸天下，臣民的利益是荣华富贵。两者之间虽然不同，但并不就一定冲突。君主完全可以将臣民的利益捆绑到自己的利益上去，这就是韩非所推崇的法术之治。
　　具体的方式是：“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 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让臣民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拼命为国家做事，就能建立功劳，获得爵禄，从而能打下富贵的基业。
　　不难判断，臣民的反应将是：“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臣子为了人生之大利全力以赴，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也毫无怨言。
　　由于利益上的一致，所以能够上下一心。这是一幅美好的场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赢。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上使下，下事上之间别无其他，利益使然尔。大家都在算计，所以韩非才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日期：2010-04-02　23:36:05

　　这一论断与我们所熟悉的儒家说法截然相反，听起来似乎不可接受，君主不讲仁义，臣子不讲忠诚，怎么还能王霸天下？如果这样的话，那君主干脆招徕些凶残暴虐、反复无常的人，岂不更好？
　　其实这是人们对韩非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是儒家学说千年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烙印。在儒家的一元道德世界里，非黑即白，世间之物一切皆围绕道德运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我们与其他文化沟通上的障碍，我注意到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战国精神的误解，在拙作《铿锵战国》的开头说过。究其原因，是由于战国人眼中的世界是多元的，而传统的儒家观念中的世界观是一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