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22　08:34:29

　　六
　　由于秦禁焚之令，造成了儒家经典的大规模消亡，所存者也只是隐匿在民间的残简断章，而且由于秦统一文字，也使得汉时学人不辨早期的六国之文。儒学中的《尚书》、《诗经》、《春秋》等等基本是靠儒师的个人理解口口相传，再由弟子衍生经义而得。这使得儒家经典的阐释杂乱而无宗。以《春秋》为例，在西汉初年就有《春秋公羊》、《春秋谷梁》，到刘歆时又出现了《春秋左传》。
　　自公元前140年，因为当时大一统的社会现实需要，董仲舒《公羊》学派以“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力图在儒家经典中找出解决现实问题，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者终于实现多年来的愿望，儒学从此独占国家意识形态宝座。准确说，是《公羊》学成为西汉的统治学说。

　　但以《春秋公羊传》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国家行政指南，尤其是司法实践的胶注鼓瑟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儒生不顾社会现实的变化与需要，滥用经典语录，牵强附会，仅仅满足于引用经典语录来为现实服务。使儒家经典的阐释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产生空疏不实的流弊和各种歧异性的理解。比较典型的，有董仲舒的三代传人孟卿等人对一些灾异现象的分析。
　　古文经学是否允许被进入官学，势必成为一场文化之争，或曰政治意识形态之争。
　　于公元前51年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召开。此次会议虽然将《谷梁春秋》列入官学，打破了《公羊春秋》一家独尊的局面，使官方意识形态相对呈现多元趋向，但儒学政治化却带来了其学术价值的降低，再加上当时儒学注重师法家法，造成了后学只是各守门派，从整体上把儒家经典引向烦琐，这就是《后汉书?正玄传》所说的，“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博览群典的刘歆，在秘府校勘整理图书过程中，接触到了《春秋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一批先秦典籍，经过与此前所熟悉的《春秋公羊》、《谷梁》、今文《诗经》、今文《尚书》认真比对分析，认为古文经典更接近儒经原意，立刻如获至宝。
　　他看到了他眼中的蛟龙。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传》）由此，他致力于对古文经典的系统研究与发微，“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春秋左传》系左丘明所作，孔子在《论语》中说过这样的话，“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而且亲见夫子，而《春秋公羊》、《春秋谷梁》在孔门七十子之后才出现，后者的写作自然靠的是传闻，而传闻与亲见存在着巨大差别，那么《左传》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因为刘向所钟爱的是《谷梁春秋》，为此父子两人之间，在家里搞起了学术研讨，“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
　　也由此，他开创了西汉学术史上与今文经学相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古文经学。并从此走向了致力将古文经学从民间立于学官，并为之不懈呼号的道路。
　　古文经学是相对于流行在西汉的今文经学而产生的学术概念，从文本上说，主要是指先秦用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从内容上说，它不似今文经学以义理解经，不追求微言大义，而更为注重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因而实证色彩浓郁。
　　刘歆的出现，使古文经学走向了历史舞台，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
　　（待续）
日期：2012-03-23　09:56:32

　　七
　　刘歆以反潮流的姿态，一个人孤愤地出现在公元前6年。
　　他以卓有独见的眼光发现古文经学更接近原儒精神，为此，他向汉哀帝上书指出，应该将《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于学官。汉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看看大家的意见，而众博士对之集体选择了失声，“或不肯置对”。沉默无语，是对人最大的不屑，也最易激起倡导者的愤怒。
　　盛怒下的刘歆奋笔疾书，指责那些顽固守旧的太常博士，对固守今文经学的大臣、博士进行了凌厉而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

　　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写道：
　　“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这封其言甚切的信一经公布，立刻召来一片非议之声，“诸儒皆怨恨”。一些名儒大臣、博士利用各种方式予以反击或抵制。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用辞职方式向朝廷抗议。大司空师丹则愤怒地向哀帝上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汉哀帝没有站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看，他认为刘歆无非是“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没有治罪的道理。
　　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刘歆终于知道自己是多么柔弱无力。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惹下众怒的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高举的是神圣的文化使命，背负的却是落荒而走的狼狈背影。

　　但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切只是开始，野百合在等待着属于它的春天。
　　（待续）
日期：2012-03-23　09:59:33

　　八

　　春天说来就来了。
　　公元前1年，汉哀帝执意不跨入新世纪了，驾崩。
　　中山王箕子嗣位，是为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著名的断臂美青年董贤自杀，大司马王莽雄纠纠出场。
　　中年人只有社交，没有友情，只有少年时结下的友谊才最为牢靠。
　　全面复兴的王莽，没有忘却当年同为黄门郎的刘歆。
　　从而，刘歆迎来了他人生最为璨华的部分，或者说第二春。《汉书?楚元王传》载：“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与纪念人生第二个春天的来临无关，为避汉平帝刘欣讳，刘歆在这年为自己改名，刘秀。
　　政治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刘歆所主之学的地位必然渐重，古文经学从此走向主流。王莽执政后立即召回刘歆，倍加信用，在新朝担任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国师，位居赫赫四辅之列。而且正式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从此古文经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一切安邦治国行动的纲领。
　　史家向来认为王莽前半生是曲学阿世，欺世盗名，后半生是率尔篡汉，偷有神器。

　　进而，对助纣为虐的刘歆进行挞伐，甚至认为刘歆的古文经典全系自己一手伪造。于是，有清一代学人纷纷倾向今文经，康有为先生即持此论。
　　其实，无论在王莽自己，还是从历史角度看，王莽都没有“篡汉”。
　　梁启超就批评老师康有为，老师没有搞懂两汉经学中的“受命”说。即人们不再认为国家为一姓之国，而是君权神授，只有享德之人才配受命为君，当德散道跨，那上天就会收回成命，转身授命于他人。
　　可以说，王莽是以一个标准儒家的自我身份体认，背负着儒家所赋予的强烈使命走上权力祭坛的。这个抱负，就是内圣外王，复古改制，尊崇周礼，一扫西汉末年的种种积弊陈疴，希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国。

　　这充分表现在他幼年即着儒服敏学好求、折节行仁、克心履礼，也表现在他以安汉公身份执政后，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深执谦退，推诚让位的行为上，更表现在他“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的重儒尊教上，还表现在他始终对一帮知识分子的衷心赞赏与大胆重用上。
　　否则，就无法理解刘歆、杨雄、桓谭为代表的一大帮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都属于重量级的文化精英，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信仰着王莽。
　　2000后的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大师，对王莽寄寓了无限的赞许态度与思慕幽情。钱穆先生说：“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