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自汉代至今2000多年的时间里，使用时间最长的启蒙读物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自汉代开始之唐初使用的《急就章》，使用了大约六七百年时间；另一篇就是《千字文》，从隋唐时期开始逐渐取代了《急就章》的位置，一直到民国时期，大约用了一千三百年。
　　《急就章》的作者是史游。如果没有《急就章》，史游这个名字就会像发生矿难之后矿井里的工人一样，被历史的灰尘所掩埋，想挖都挖不出来。因为《急就章》的存在，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挖到史游的一丁点信息：“《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黄门令，可能大概差不多应该是个宦官。一提到宦官，人们首先想到的都是祸国殃民的坏蛋、阴险凶恶的小人、残缺不全的变态，如王振、刘谨、魏忠贤、李莲英等等。实际上，宦官里也是好人多，更不乏有才华有特长的，最典型的就是蔡伦、郑和。宦官祸国归根到底是体制性原因，主要责任应该由皇帝或实际掌权者（如慈禧）来负。这个问题与时下的腐败现象有那么一点相似。

　　《急就章》一共有2144个。如果不进行高深的学术研究，这些字你在日常生活中基本够用了。但《急就章》并不是古代的《新华字典》，它不是单纯地分门别类编排汉字，而是把字都组成有意义的句子，寓教于意。另外，《急就章》是一篇“仕途必读”的文章，其全部内容都与吏事相关，就是教人如何当官的。所针对的是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的“举孝廉”等选士制度下的阅读群体，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实用性，也是那时侯广大人民群众读书认字、为人处世、居家旅游的必备好书。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皇帝及王公贵族的喜好，《千字文》已经风靡天下。后来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急就章》中所教的招数已经不灵了，从形式到内容，都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天下想当官的读书人赶紧寻找替代品。《千字文》因深受统治阶级高层的喜爱，加之其华丽清靡优美顺畅的文字、紧扣儒家道德伦理劝戒的主题，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替代品。归根到底，还是孔夫子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民国年间，科举制度已被废除多年，《千字文》才逐渐退出了启蒙读物的历史舞台。启蒙读物的更替兴衰，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文化领域中最明显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之后，《千字文》没有在课本中出现过。系统化的启蒙教育无疑是社会的进步的，但就文化延续和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看，《千字文》的从启蒙教育中消失，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时至而今，还没有哪一篇启蒙教育课文能够望《千字文》的项背。《小猫钓鱼》行吗？《小蝌蚪找妈妈》行吗？此类启蒙童话与《千字文》相比，可能更适合儿童理解和接受，至少不会再出现“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的窝工状况，可以节省时间接受更多的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启蒙教育，但从文明传承和终生受益的角度来看，这些童话与《千字文》相比，简直是潘长江去吻郑海霞、邓亚萍去喂姚明，根本够不着嘴，因为《千字文》不仅是识字教育的捷径，而且是条理分明、通顺可诵，咏物明事的韵文，其内容涉及到自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文中着力宣扬的道德观念曾经长时间地作为指导全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构架，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根深蒂固，融入骨髓。

　　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能背出《千字文》的人恐怕少之又少了。中国古代教育偏重伦理道德教诲，缺乏对自然、社会的深入探求精神，导致国人创新精神不足，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反对“填鸭式”、“灌输型”的启蒙教育的人认为儿童在不明白文章意思的情况下强制其背诵经典文章是徒劳无功、而且会限制儿童个性发展的。这就是反对用《千字文》等优秀文言作品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事实和理论依据。

　　但是，就个人感觉而言，小时侯背下来的诗词歌赋到现在都是随口说来毫不费力，而那些成年之后努力记下的东西，或成了残缺不全的记忆碎片，或已经随着经年累月的饮食消化得无影无踪，或当时就根本没记住。所以“灌输型”的启蒙教育并非一无是处，该用的时候还要用，现在启蒙教育的问题是给儿童灌输的东西太多造成消化不良。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不是完美的，关键看你如何去灵活运用。

　　按照现代教育有关理论，教育是社会塑造其成员的过程，促进自然人成为社会人是教育的目的之一，那么道德教育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道德教育是统一和规范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更是如此。《千字文》作为一部千百年来广泛传播的启蒙读物，作为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近乎完美结合的作品，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令我们欣喜和不安的是，一些公立和私立学校正采取变通的做法悄悄地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重新纳入启蒙教育的具体操作中去。欣喜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可能引起更多孩子的兴趣，民族性的国学复兴有望，中国人精神文明的历史断裂带可能被渐渐弥合；不安的是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训诫能否被接纳、能否实现与现代教育思想下的道德导向和谐相处、会不会像“孟母堂”一样被关门闭户掩柴扉。


日期：2007-4-9　12:50:44

　　杜撰亦或真实：《千字文》是怎样炼成的
　　再次声明：开头的两个剧本是本人根据一些历史记载杜撰的，全当演义，不可轻信。其实读什么书都是这样，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说到这里，不得不对“杜撰” 这个名词的来历进行探究。
　　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及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这样解释杜撰的来历：五代时的一个宰相，名叫杜光庭，当时正是道教和佛教思想冲突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杜光庭是个道教的人，对佛教很不屑，为了表达他的不屑，就根据佛经的义理，写了很多道经，其中有一部叫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骑着五色神牛从函谷关西渡流沙，先唐玄奘近千年到了印度，托生成了释迦牟尼。因此，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叫作“杜撰”。

　　但实际上《老子化胡经》并不是杜光庭写的，真正的作者是西晋道士王浮，那岂不应该是“王撰”？
　　宋代王懋《野客丛书》 中给出了另一种书法：“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然又观俗有杜田杜园之说。杜之云者，犹言假耳。如言自酿薄酒曰杜酒。此正与杜撰说。”
　　北宋文莹（有人说是僧人，也有人说是隐者）在《湘山野录》中说：“盛度撰张知白道碑，石中立。急问之曰，谁撰。盛率对曰，度撰。对讫方悟，满堂大笑。盛度在杜默前。则知杜撰之说，其来久矣。”
　　宋代沈作喆在《寓简》就有“杜田、杜园”之说：“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者，语转而然也。”
　　清代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南朝梁陶弘景弟子杜道士，不甚识字，作文往往贻误后人，因此有“杜撰“之说。

　　有人烦了，说你列举了这么一大堆，文不文白不白的，到底也没说清哪个是“杜撰”的确切来历。在下愚昧，还真是搞不清，但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是选择确认的机会。如果我认为其中某个说法是对的，您可能会举起板砖说：“那种说法你都能认同，真是弱智！”所以我把这些说法列举在此，由大家见仁见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