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4-25　21:44:42

　　他宁愿选择在自己的国度里痛苦到死，也不愿意跑到别人的地盘上逍遥升天。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屈原的自恋有毒。抛出这个观点，我就已经做好了被炮轰的准备。我们作一个还算靠谱的比喻，屈原就象希腊神话中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王子。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讲，屈原的自恋是将内在的痛苦投射出去，然后咀嚼并审视它。似乎可以这样说，屈原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痛苦。痛苦已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易患。不幸的是，封建社会里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多属敏感者。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的现象，自我消化，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予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从这一点说，屈原的痛苦是因为他无法排遣内心的毒，他宁愿喝下那个时代为他藏好的毒。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过去的官员大多从士大夫堆里选拔出来。既然是士大夫，那就要怀揣着文人的情怀，除了屈原式的家国大情怀，更多的则来自于个人的权色小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说到做官，那就要说到科举制度。宋朝是我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成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文人对着高天厚土放出的狠话。就连宋真宗赵恒都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力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处世哲学，告诫人们为了一朝登第，何必急着讨老婆呢！连皇帝都这么认为，对于士大夫们的痴迷就可想而知了。

　　待续
日期：2010-04-25　21:45:43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看一个家族的兴盛表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朝廷官位毕竟是有限，经不起天下人这般疯抢，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笑到最后。所以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造就了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剩女，男的苦读功名，女的苦等金榜男，等来等去等到花儿也谢了。“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这么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着去当“官夫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催生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榜下捉婿”，而且是活捉。

　　“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之日各地的富绅们都要上演一场全家总动员，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疯狂的情景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王老虎抢亲，坊间便称其“捉婿”。在宋人的笔记里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上新科进士为婿，不惜重金买断，堪称人文史上的一道奇观。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时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指望金榜题名封官进爵，还能当富绅的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乎！

　　“颜如玉”和“黄金屋”成了激励士大夫们前进的动力，权色之恋成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谁不想为女儿揽个潜力股在怀里抱着。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送给他续弦，时人称这些人“天子门生宰相婿”。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权势者，宋高宗时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却遭到不留情面地拒绝，这让老蔡非常不爽。

　　待续
日期：2010-04-25　21:50:10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有多少读书人耗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捉婿”，他并不回绝，却写了首诗奉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也就是说这个士子已经高龄73岁了，73岁还有市场，可见当时“捉婿”市场与官场一样，供不应求货源奇缺。可见书真是不白读，有了颜如玉的痴情等待，黄金屋的物质诱惑，中国封建士大夫怎不个个奋勇，人人向前。

　　而在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在我们印象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

　　“金榜题名”是权力晋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通权力通道的最佳方式。
　　隋唐以来，中国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想要进入官场，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参加科举考试是必由之路。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经史子集为官场输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投身其中，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强烈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去玩这种折腾读书人的高级游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