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4-14　22:08:26

　　源代码二：打不破的“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基础直到现在仍然在很大程度发挥着影响。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中国古人以一种渐进的形式告别原始社会的，其间没有经历象古希腊人靠商品经济活动冲断氏族血缘纽带，所以中国社会保存着较多的氏族制度的残余。费正清先生在《中国与变革》一书中写到：“首先，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或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每个人的家庭是他经济资助、安全、教育、社会交往和娱乐的主要来源，祭祀甚至是个人重要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中有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决定的。中国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中心。”

　　皇帝与其臣僚的作用是被看成父权在家庭和家族作用的扩大，所以在封建时代一个地方的行政官员被人们称为“父母官”，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模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秩序的基础，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人情关系网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着“差序格局”的方式伸展，交织形成的。差序格局形成的客观基础是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高度一致性。传统乡村社会，以姓氏形成自然村落聚族而居，同一姓氏的村落家族生活在特定范围的地域之内，同时传统社会的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人们与外界的交换十分有限，同一村落基本上是同一祖先，人口流动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与此相应，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始终是一个随着不同参照系而滑动的差序格局，即以我为基点，随着不同的血缘或地缘的亲疏远近关系即人情向外推延，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的水波一样的差序。

　　diaxu
日期：2010-04-14　22:09:43

　　这就好比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1、士大夫的权力情结
　　先做官后做文人，有之，但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具有适应力之文人者，做官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将文骨狠狠地丢掉，天亮后轻装上阵，游刃于官场；从此，只顾前途、不顾本心，左右缝源、上下顺风，四方得势、八面玲珑。他们将官场作为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是游戏，任何游戏都有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接纳，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目的。

　　在这里，我就拿出屈原和司马相如这两个文人特例来说道说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曾经象水面下的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屈原情结。
　　屈原22岁起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干的是高级秘书的活，当时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由于屈原与楚王是同宗，体内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当时贵族中最牛的要数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他们这一宗是三大家之一，所以他曾做过“三闾大夫”。作为“三大天王”的其中一支，屈原在当时来说拥有足够让他骄傲的资本。
　　待续
日期：2010-04-15　22:13:39

　　除了天生的贵族命，屈原的才华完全称得上是光芒万丈。综合史料，我们会得出屈原的这样一种形象。喜欢戴高帽，佩长剑，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好，最主要的是他有洞察政治兴衰变化的眼光，而且能言善辩。正因为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他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怀王让他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推行变法之事。在此之前楚国已有吴起变法在先，刚刚主政的楚怀王也想干一番政绩，因此全力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措施。想法固然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却很糟糕。这时候楚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屈原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了保持个人既得利益，这些人就联起手来反对变法。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眼红的历史，一个人红，就会有一百个人琢磨着怎么把你抹黑。与屈原官位相仿的上官大夫见屈原得到重用，便心怀嫉妒，欲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尚未定稿，上官大夫害怕变法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就想争夺其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当然不干。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挑拨离间，怀王听信谗言，也就疏远了屈原。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封建时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永远是利益。那么屈原为什么做官？答案也当然逃不开利益二字。不过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础之上的。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那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甚至是君重于国。他先是遭楚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老先生仍然“九死而未悔”，就象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除了收获痛苦还是痛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正在逐步走向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叫板；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精英分子们的心头之志。对于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先需要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在宗族圈内，并欣然接受了这种圈里圈外的生活状态。

　　待续
日期：2010-04-15　22:15:15

　　其实屈原自己比谁心里都要清楚，要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通过楚王的权势方可抵达胜利的彼岸，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他认准了这条路，并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但这条路又是完全不靠谱的，因为把国家的前途系于君王一人，这本身就是士大夫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作为这个时代的高知，屈原们擅长思考，但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们却始终在回避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一天皇帝倒台或者死掉，他们怎么办？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当这一刻来临之际，这些“九死而未悔”的士大夫除了陷入一种世纪末的茫然状态，就是用一厢情愿的回忆来温暖现实的冰冷。

　　说到屈原，我们绕不开他的忠君思想。屈原不是那个时代的雷锋，他的忠君是有偿服务，那就是忠君和恋家对他来说是捆绑式的，不是单一的。在屈原的眼里，家、君、国是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们的眼睛中，国就是家，君就是那个一家之长；因此，国仇＝家仇，家仇无限放大就会成为国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千余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的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我们前面说过屈氏是当时的三大家之一。否则，他为什么不能放开手脚，象百里奚、乐毅、吴起、范雎、苏秦、张仪那样，离开楚国跑到列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屈原的痛苦是因为他想离开却无法离开，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那也是别人的地盘别人在做主，而他的家永远在楚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