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1-05　12:23:04

　　二．3．01.
　　杜月笙从南京回来后不久，1927年5月，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为了发行一种叫二五库券的金融债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那时的杜月笙还远不能跻身工商界领袖之列，但也被邀请赴宴。感于宋部长的知遇，杜月笙出手不凡，认购数目排名第一，达到上海工商界认购总数的四分之一。
　　杜月笙这么给面子，宋子文不能不有所表示，便带了秘书唐腴庐，亲自到杜公馆致谢。宋、杜两人聊天很有意思，一个只会说浦东味上海话和浦东味普通话，一个更牛，只能说英语和粤语。多亏了唐腴庐，勉为其难做翻译，否则就真成了鸡同鸭讲。好在这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说的全是客套话，宾主双方交谈得相当愉快。
　　临走时宋子文随口说了句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收入远不如租界，其中以香烟的税收出入最大，如果可能还想请杜先生想想办法。杜月笙脱口就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尽力。”这话似乎有点过于冠冕堂皇，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惯了的宋子文，自然认为杜月笙是在敷衍，也没当真，称谢而去。
　　和现在一样，1920年代的上海，烟民众多，烟的品类也五花八门，其中市场份额最大的有六种：最牛的是老刀牌，烟民们习惯叫它“强盗牌”，因为它烟盒的画面，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持刀海盗；其次是红锡包（俗称大英牌）、绿锡包（俗称三炮台）、白锡包（俗称绞盘牌或蓝炮台）。所谓红锡包，取名自粉红色的烟盒加上内衬锡箔纸，绿锡包、白锡包依此类推。以上四种都属于高级香烟，是有钱人抽的。中级烟是前门，中低级则是哈德门。所有这六种畅销烟，通通出自同一家公司——英美烟公司。

　　英美烟公司在英租界，中国政府管不着它，它自然也懒得向中国政府交税，而只向租界当局纳税。租界的税比国民政府的税轻得多，成本优势一目了然，这是英美烟公司鹤立鸡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一家的市场占有率大大超过所有中国本土烟草公司市场占有率的总和，很像是当今世界军费排行榜上的美国。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从当年7月1日起，实行统一卷烟税。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自8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由政府统一征收关税。消息传出，群情激昂，民族烟草行业更是一片喝彩声。谁都知道，一旦英美烟公司失去免税特权，大家平等竞争，对于被压制多年的民族烟草业来说，机会就来了。
　　然而英美烟公司自恃强国背景，对中国政府的通令置若罔闻，拒不交税。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反应是：不交税可以，但从此以后，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只能在租界内销售，一旦出了租界，即全部没收。
　　英租界，就算再加上法租界，虽然商业发达，购买力旺盛，毕竟地盘不大，加一块也就60平方公里的面积，需求有限。而英美烟公司的产品一向畅销全中国各地，如果真被限制于租界，其命运也就只能自生自灭。英国人识得厉害，赶紧收拾起不可一世的傲慢，组团同财政部讨价还价，要求降低关税，象征性交一点了事。财政部一击制敌，士气正盛，坚决不肯妥协，事情就僵在了这里。
　　中国政府从来没这么强硬过，英美烟公司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待到清醒过来，他们使出一记狠招：以关税过重为借口，宣布公司所属三个烟厂停工两个月。三个烟厂共有八千多员工，八千多工人失业，必然牵涉到八千多家庭数万人。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等到这几万人生计都成问题而上街请愿时，中国政府迫于压力只能让步，关税的问题自然将迎刃而解。
　　为了配合这一出围魏救赵的大戏，英国人另外下了一剂猛药：冻结工人的存储款，禁止提取。
　　所谓存储款，是英美公司对员工的一种保障性奖励，具体操作是：公司员工凡是工作满半年以上者，都将给办一个储蓄卡，5年之内，员工每月实领95%的工资，公司每月将剩下5%的月薪加倍存入每个员工的储蓄卡内。员工工作满5年后，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5年内如果公司辞退员工，这笔钱同样属于员工本人。同时，5年内员工可以随意支取这笔储蓄款，但不得超过一半。
　　因为有这笔储蓄款，足够度过小危机，所以停工后工人们并不慌乱。只是公司釜底抽薪的这一招，彻底把他们打懵了。公司方面则不失时机的挑动工人：停工两月、禁提储蓄款，都是因为南京政府的关税所致，你们只有去向政府请愿，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工人哪里敢去向政府请愿？何况这个事儿还真怪不到政府头上。不过英国人也不着急，他们知道，人只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什么事情都敢做。他们只需要慢慢等待。
日期：2010-11-05　13:17:42

　　这一切，都看在杜月笙的眼里。他和英美烟公司工会的几位头脑，如李长贵、顾若锋、陈培德，都交往密切，其中陈培德本是黄金荣的学生，和杜月笙关系更不寻常。通过他们，杜月笙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也一直在筹划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草莽英雄，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对宋子文的承诺，更没有忘记自己那句“我是中国人”。虽然居庙堂之高者如宋子文之流，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慷慨激昂。
　　杜月笙的通盘计划是，不仅要帮工人们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一举彻底制服英国人，向宋子文展示自己的实力，赢取他的友谊。
　　他的策略极为大胆：掀起工潮，反戈一击。他的秘密武器是收集到的确切证据：烟厂停工期间，公司职员依然领薪水，只是工人们停发工资。民不患寡患不均，这种严重的不公平，本身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炸。
　　杜月笙有一个基本的处事原则，就是轻易不得罪任何人，所以他并不直接出面，只是隐居幕后，操纵一切。他本就和工会关系密切，八千多工人中更不乏他的徒子徒孙，所以虽然不出面，但点爆这个火药桶，却也不费吹灰之力。于是工潮瞬间爆发。
　　与此同时，杜月笙授命唐世昌，积极策动新闻界声援。
　　唐世昌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的编辑，也是杜月笙在新闻界收的第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门生。他本就在上海新闻圈中风头强劲，进入杜门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杜月笙需要借重新闻界的事情，通常都由他出面办理。
　　以杜月笙的势力，上海各报老板纷纷与其称兄道弟甚至投入杜门自不在话下，不过杜月笙做事与众不同，他希望不仅最高层，最好还能直接控制第一线的编辑记者，于是经唐世昌介绍，各报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子弟的亦不在少数，往后名重一时的上海报人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
　　杜月笙很清楚媒体的力量，他又善于笼络人，所以其他学生子拜师，都会有贽敬作为拜师礼，这是相沿多年的规矩，但只要是新闻界中人递上门生帖，杜月笙不仅不收贽敬，反而会花钱补贴他们。在各报馆工作的杜氏门人，按月都有津贴，钱的多少因人而异，大体上如果他们把这笔额外收入存银行，一年下来就能买辆小轿车，至于车的档次，大约相当于现在的QQ到别克君越。
　　杜月笙对他新闻界中的学生子，特别亲切爱护。上海滩水深似海，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有能力绝对保障新闻界门人的安全──最著名的的案例是，赵君豪在上海沦陷时期担任上海影响力最大的《申报》总编辑，倡导抗日，被汪伪政权指名通缉，日军前来逮捕时，赵居然能够化险为夷，逃出上海，平安抵达重庆。杜月笙就有这么牛。
　　现在我们不妨再看看当时的新闻界有多么牛！仅举一例：抗战爆发后，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落水当了汉奸。如此煊赫的家世背景，自然不愁没有好的位子，华北伪政府首脑王克敏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便想举荐他当北平市长，杨毓珣竟不敢，理由之一就是怕报纸会骂他，并借题发挥，把袁世凯家族中那些陈年丑事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难免有辱先人。

　　杜月笙就没有这些担忧。有一次，北平《世界日报》、天津《逸世报》两位上海记者站的青年记者，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烟土买卖的通讯，其中不可避免的提到了烟土老大杜月笙的作用，见报后，不等唐世昌出面，上海市长吴铁城竟然亲自约见两人，很客气的说了一句：“杜先生晓得你们这样写，他一定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从此再没有记者敢写关于杜月笙贩毒的报道。不仅是贩毒，凡是对杜月笙不利的，或者他不希望看见的新闻，就没有报纸会登。

　　相应的凡是杜月笙希望看到的，报纸都会大登特登。所以现在杜先生发话了，各报自然群起响应。以《申报》、《新闻报》为首的大小报纸纷纷展开愤怒声讨，强烈谴责资方的不义行为，老百姓更是群情汹涌，无不痛骂英国人欺人太甚，各商店、烟摊更是展开了拒卖英国香烟的爱国行动。英美烟公司各品牌香烟销量大减，加上民众很生气，英国人终于意识到了后果很严重，碍于面子却又不愿认输，只是放出的口风再也硬不起来了。

　　终于在8月13日，上海市政府派出专员，偕同工会代表前往英美烟公司商议解决方案，英国人有了台阶，就顺坡下驴也派出代表，经过两天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英方妥协，同意了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并终于同意向中国政府缴纳50%的统一卷烟税。对于财政极度困难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于是8月15日，停工两周后，三个工厂全面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