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怀来守臣的奏章送到，称英宗暂时性命无忧，也先遥索金帛，众人才稍稍心安。只要不撕票，怎么都可以。孙太后，钱皇后马上行动起来，将宫里的奇珍异宝全部翻出来，派人骑快马送给也先。

　　但这一举动显然低估了也先的野心，送再多的钱也是肉包子打狗。等孙太后冷静下来后，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害死于谦的大奸臣徐有贞粉墨登场。彼时，翰林侍讲徐有贞的名字叫徐珵，珵是美玉的意思，可看看这个人后来的所作所为，真不知道他美在哪里。
　　奸佞小人徐珵天天就寻思着怎么出人头地，遇到这种可以表现自己的场合，他自然不会放过，站出来道：“京师只剩疲兵几万（这倒是事实，王振将二十万精兵埋葬在土木堡），如果也先乘胜进攻，如何抵御？我的意思不如暂时迁都南京。”
　　徐珵自以为聪明，殊不知迁都乃是下下策。第一，也先不清楚北京城内的虚实，未必敢立即攻城。就算攻城，也得迁延月余，届时天下勤王之兵已至。第二，迁都就意味着划江而治，势必局势动荡，诸多变数，难以预测。

日期：2008-2-29　17:07:26

　　果然，徐珵的话引起群臣的剧烈反弹，其中以于谦为代表，他说：“倡议南迁的人应该斩首！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一动，大势去矣，北宋南渡就是前车之鉴。为今之计当速召勤王之兵，誓死固守！”
　　一个叫兴安的宦官也大声道：“先帝的陵寝都在北京，都走了谁来看护？徐侍讲贪生怕死，不足与谋！”
　　连死太监都比自己有见识，徐珵死的心都有了，趁人不注意，赶紧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徐珵狭隘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复仇的对象却是于谦（不用奇怪，小人都这德性）。
　　OK，下面请欣赏情景喜剧——庙堂杀人事件。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话说那天开完会，大家达成共识，立朱祁镇的儿子，史上最牛御姐控朱见深为太子，朱祁钰执政监国，于谦擢为兵部尚书，然后修缮兵甲，固守京城，上下齐心，共度难关。
　　安静了没几天，就有御史开始发难，上书要求灭王振九族。朱祁钰暂时还比较老实，迟疑未决，便集合百官，商议此事。
　　一帮文官不爽王振久矣，纷纷附议，还合伙威胁朱祁钰，让他马上下诏，不然就赖您这不走了。朱祁钰没辙，只好下令抄王振的家，并派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负责此事。这个马顺是王振的忠实走狗，当年杀死刘球的那位是也，众人自然不依。传旨太监金英有点烦了，不识时务地冒了个泡，叱令众臣退朝，马顺也来劲了，为他主子叫屈：“人都死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这下所有人都被激怒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狂！给事中王竑脾气素来不好，冲上去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疯了一般边打边骂。马顺虽是个武官，但哪里见过如此不要命的打法，一下给打懵了。朝堂斗殴，千古未闻，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等反应过来后，不禁怒发冲冠，纷纷上前去帮忙，有仇报仇，没仇泄愤，对着马顺一顿狂殴。没过多久，马顺就一命呜呼了。

　　几百年后的台湾，一群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大打出手，被人称之为民主。如此说来，早在明朝，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可为什么最后被帝国主义欺负到要亡国灭种的地步？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一帮杀红了眼的文官觉得还不解恨，又当着朱祁钰的面捶死了两个跟着王振混的死太监，方才罢休。
　　望着台下很强很暴力的一幕，朱祁钰目瞪口呆，只想赶紧逃离这块是非之地。幸好于谦机智，上前揽住准备返回内宫的朱祁钰，让他表态，定王振一党的罪。朱祁钰这才反应过来，如果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以后王党的人就可利用今日之事大做文章，打击报复众臣。于是他马上派人宣旨，表示马顺罪应处死，百官各归其位，不追究责任。

　　这件事于谦威望大增，吏部尚书王直事后抓住于谦的手感慨道：“朝廷赖你得以定安！”不久，于谦便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一个标准的大团圆结局。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此事又充分暴露了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的现实。只要目的正确，不问手段高下。王党罪大恶极，依律当斩，但那些振奋人心的言语，如“替天行道”“人人得而诛之”却很值得细细品味。杀人偿命自古有之，明朝律令也不例外，为何有法制而无法治？延伸开来，规则在中国永远是给人看的，而潜规则永远是拿来用的，这种文化心态具体到某一件事上，其高效实用的确有目共睹。但日积月累，沉淀几千年后，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

　　暂且不谈问题，人治文化无论好坏，确实是很适合神州这片土壤的。古希腊文明崇尚智慧与科学，而中国的孔子讲的是处世之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必完全没有道理，但早熟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后来的心学，显然看穿了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一切斗争都是人事的斗争，一切挣扎都是人性的挣扎。下面用正统年间的人物来分析比较一下。

　　朱祁镇也许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绝对是一个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和蔼可亲，为人朴实，巨大的魅力甚至征服了敌营的伯颜帖木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就是这么一位宽宏大量的皇帝，听从了徐有贞的挑唆，杀害了于谦。
　　而徐有贞这个人，若非后来挟私报复，夺门之变亦可使之留下美名，因为按照儒家传统，英宗朱祁镇才是社稷正统，却被朱祁钰囚禁在南宫，不见天日。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不管夺门是否必要，如果没有后来的事，这种行为肯定会受到史官的肯定。
　　朱祁钰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知人善任，出色地解决了各种困难的局面。但他终究是一个人，一个有欲望，有追求的人。因此，他一手炮制了自己和朱祁镇的悲剧人生。
　　于谦面对的则是比上述几位复杂得多的问题。儒家的教导是忠君爱国，而于谦却舍此大义，选择了苍生。朝堂上坐着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保全京城，保护民众，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必须有一人迎难而上，作必死之打算，为不可为之事，壮哉于少保！当也先挟持英宗逡巡于北方诸镇，妄图赚开城门而遭各守将拒绝时，英宗心头之恨可想而知。当也先感到英宗失去利用价值而欲送其回国，朱祁钰恐其归来后自己失去帝位而百般阻挠时，又是于谦，为了使英宗能顺利归来，站出来道：“大位已定，孰敢他议！” 朱祁钰方才决定迎驾。而于谦却因这句话，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如此智谋超群，指挥若定，在北京保卫战中率领老弱残兵将也先打得狼狈逃窜的于谦却永远无法跳出皇权斗争的牢笼，面对一次次艰难的选择，他矛盾过，彷徨过，最后，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计算出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有利的选择，然后坚定不移地去做，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后路，至死方休。
　　如果说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剧与尴尬命运的序曲，那于谦之死就是其中最绝望的音符。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是这样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穷途，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终于被终结了。

日期：2008-3-1　23:5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