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想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曹操难免灰心，也担心因此会招来家祸，就激流勇退，上书称病，辞职返乡了。在官场打磨十年的曹操，再也不是洛阳的生瓜蛋子，他知道，尽管自己想“能臣”，但做能臣是有条件的，第一，要天下太平，这一条重要，也即是说只有在治世才可能做能臣，如果在身处乱世，小命都不保了，那还有工夫去考虑什么“能臣“奸雄”的，就会像诸葛亮《出师表》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第二要看皇帝，就是这个皇帝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追求，是不是要创造一个盛世；第三，朝廷风气好不好，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帮忙的没有，拆台的成堆，那也做不成能臣；第四，就是上面的条件都具备了，还要看皇帝的心情和兴趣。比方说汉文帝，那不是昏君，汉文帝的时代也是西汉王朝最好的时代，号称文景之治，汉文帝也非常欣赏贾谊这个人，应该说是贾谊做能臣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怎么样了最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还是不用他，最后把他打发到长沙，害得贾谊终日以泪洗面哭死在那里。既然做能臣是要有条件的，而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具备这个条件，也怕连累家族，又不愿为虎作伥，于是曹操便托病归乡，在城外盖了房子住下，“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四、天下大乱
　　曹操做梦都想着天下天平，抑或自己创造一个盛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人不乐意，宦官不乐意，因为治世就意味着他们时代的终结；有野心的人愿不愿意，因为治世就可能会使他们的野心成为水中花；就连汉灵帝也不愿意，因为治世就标志着他美好生活的结束，于是，乱世就在他们的期待和盼望中到来……
　　乱世来了，曹操是大喜还是大悲，抑或悲喜交加，是隐忍于乱世，是趁势出击，是等待治世到来再出山
　　1.皇帝不是换着玩的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曹操三十一岁，在离开老家亳州七年后，又回来了，原因如出一辙，这一回还是上一回，稍有区别的是，上一回是“被”回来的，这一回是主动回来的。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曹操做洛阳北部尉时，太过严厉，棒杀宦官蹇硕的叔叔蹇图，后来在权力游戏中被淘汰；吃了一次亏，该长记性了，这是一般人的思维，曹操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则是“在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站起来”：做济南相时，曹操比做洛阳北部尉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大刀阔斧砍伤了皇族，这样一来，曹操就完全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人，宦官已经恨之入骨，而皇族也欲除之而后快，后果很严重。

　　曹操知道危险之地不可久留，为了家人的安危，曹操以身体健康为由，主动辞职，回老家，在亳州城外建了茅屋，春夏天在那里读书，秋冬之际到野外打猎。本来打算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结果不但没有站起来，反而又重新倒下去。
　　曹操这种春夏读书秋冬打猎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这种生活既不是他本人的意愿，所谓读书打猎其实就是一种样子，是做给朝廷看的，是做给天下人的看的，同时也是一种炒作，我曹操的书读得好不好？好，“明古学”，天下人都知道，现在还在读，为什么还在读？一是要报效国家，二是报国无门，没有事做只能读书。我曹操的武功怎样？当年勇闯张让府邸全身而退，镇压黄巾功勋卓著，有没有本事， 这也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而今之计，一身武功，却只能用来打猎，报国无门啊！

　　这样的人才，在朝廷做官，你不放心，辞官回乡，又给你添堵，左右不是，用了麻烦，不用更麻烦。虽然这几年，曹操的仕途不顺，但曹操的父亲曹嵩的仕途却是顺风又顺水。有养父靠曹腾的关系罩着，加上得体的待人处世，在汉桓帝末期曹嵩就官拜司隶校尉，到了灵帝即位，又升任大司农、大鸿胪，先后掌管国家的财政礼仪，位列九卿，位高权重。曹嵩并不是个清廉之人，多年为官，因权导利，曹家可谓富甲一方。中平四年（187年）汉灵帝营造西花园经费不足，公开拍卖官职，曹嵩由于不满足于大鸿胪的职位，花去万金为自己捐了太尉一职。太尉仅次于大将军，曹嵩由此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有道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曹太尉的儿子哪能在家赋闲。就这样不知道是朝廷爱才还是另有操作，抑或是曹操的炒作成功，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曹操三十三岁，朝廷任命曹操为都尉。这都尉，级别相当于分军区司令员。都尉权力没校尉大，汉代十大校尉中司隶校尉很大：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省去丞相司直，使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朝会时和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都有专席，当时有“三独坐”之称。东汉时司隶校尉常常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司隶校尉对京师地区的督察也有所加强，京师七郡称为司隶部，成为十三州之一(见两汉州部)。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一方常借重司隶校尉的力量挫败对方，如宦官单超等谋诛梁冀，汉桓帝派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围困梁冀住宅，将他杀死。汉末，外戚何进欲诛宦官，以袁绍为此职，并授予他较大权力，后来袁绍果然尽灭宦官。从此，司隶校尉成为政权中枢里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董卓称之为“雄职”。曹操在夺取大权后，也领司隶校尉以自重。

　　这父子俩好像犯冲似的，刚刚同朝为官比翼双飞，曹嵩就丢官了。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四月，黄巾军再次发生起义，黄巾余部纷纷起事。2月，郭太等于西河白波谷起事，攻略太原郡、河东郡等地。4月，汝南郡葛陂黄巾军再起，攻略郡县。由于曹嵩官居太尉（相当于全国总司令），自然要对黄巾起义负责任，最起码要负领导责任，于是被免去太尉。

　　为了镇压这次平乱，这年3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余部。这个刘焉之所以提这些建议，并不是为了汉灵帝好，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想做皇帝。　
　　刘焉本为京官，汉灵帝末期，因手下密报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三国志•刘焉传》），一听有这等好事，便积极要求前往西南一隅的益州担任军政首长。刘焉到任后，镇压黄巾义军和地方豪强，抚纳离叛，广树恩信，很快便名声大震。或许刘焉就是冲着天子气来的，得势不久便制造了天子的座车等车具千余辆。荆州牧刘表上书皇帝讥讽刘焉说，他像当年孔子的学生子夏在西河时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后来刘焉的车具毁于火灾，自己也发病死了。这个刘焉不想却为别人做了嫁衣，不光自己没有做成皇帝，而且自己的儿子刘彰还拱手把益州送给了刘备，结果“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不过做皇帝是刘备。

　　正是刘焉的这一馊主意，汉灵帝才下放权力，助长地方军拥兵自重，各群雄互相攻击，逐鹿中原，甚至东汉皇帝在军阀手中如同无物，所以黄巾民变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虽然如此，乱事仍造就了大赦党人，令许多文人、官吏得以重新受任。
　　这些军阀表面上还是东汉王朝的臣子，估计早已把龙袍当内衣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畏惧皇权正统观念在群众中影响力。于是这些军阀不时还要喊些报效朝廷之类口号，而且喊得非常真诚。中国人向来是活泛的，善于利用游戏规则，实在利用不了就改变，而且还总结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经验。
　　面对皇帝，试问古往今来，但凡有一点条件，有谁能抵挡了！于是上演了多少闹剧，编理由，找借口，并且多数情况下是偷偷摸摸的试图染指皇权的小动作，结果往往是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像是笨贼做案，甚是可乐。就在刘焉提出建议两个月后，就有人按捺不住了，这个人就是冀州刺史王芬。　　这王芬当然没有自己做皇帝的胆量和能力，因而就只能在刘姓皇族身上打主意，拥立刘姓皇族成员为帝。这是有先例的，有规矩可循的，实际上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中，皇帝大多短命或无子（皇子早夭）。皇帝死后，新皇帝就由把持朝政的太后与外戚（通常为太后的父或兄）从外蕃（皇族受封于外地为王、侯者）中选出。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是刘姓的龙种都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侯选人。不过天子的宝座通常情况下具有唯一性，招外蕃小儿入继大统，是以皇子缺失为前提的。但王芬的这次有些超出常规，他打算废掉汉灵帝另立，这在刘秀建立东汉以来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