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和张居正从政经历颇为相似，始而同在翰林院，同在太学国子监，又同入内阁政府，以学问想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又携，若一体而不可分,相处甚好。
　　高拱初入翰林，曾作《奉诏读书翰林述怀》自励，诗曰：
　　技艺宁足先，
　　修能良可慕；
　　古则俱在兹，

　　莫枉郸邯步。
　　高拱认为，文章写作不能止步于手法的运用，而是要注重言之有物，不能因为苛求行文规则打乱阵脚。要明白自己作文的目的是表达观点，抒发情感，而不是刻意追求华丽和规则。
　　“言之有物”，是历代文论家都提倡的理论，其目的多是规劝学子不要在行文上走歪路。其实文章就是为政治服务，表达政治观点和立场，所谓“诗言志”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高拱重提前人思想，若是结合当时来看，恐怕其意思还是要求翰林院的小家伙儿们明白：文章就是工具，不要以为拿着漂亮工具就能干好活了，真正的好工具是方便用得，你们那些顶多是艺术品，中看不中用。
　　他指出相臣出于翰林，其职责不止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还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的重任。

　　这与旨趣亦在于精研国家典章制度与时事政治的张居正不谋而合。
　　高拱比张居正长13岁，当他们初在翰林院的时候，张居正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高拱已经是三四十岁的大叔了。
　　年少聪明，孜孜向学的小张翰林经常与高大叔讲析义理，商榷治道，至忘形骸。每次长谈结束都令高大叔萌发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豁然领悟。高大叔因此越发爱重张小弟，对他礼敬有加。
　　张居正也感叹：平生能认识高老这样的朋友乃人生一大荣幸，自打交到高拱，大大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他俩身上，可以看到两个成语：教学相长、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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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脉相承
　　相同的政治志向，张以西汉著名丞相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为榜样，高拱还为此撰写《萧曹魏丙相业评》。万历时期的礼部尚书沈鲤回忆：“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
　　后人大多只注意到张居正和高拱是尔虞我诈的政敌，而忽略了他们尚未成为政敌以前，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他们同服务于国子监，同以宰相的事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世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
　　从古至今都有不少学者发现，两人在学术和事功上也有其传承关系，即张居正的学术和事功有渊源于高拱之处。张居正有这样一位见识宏伟的学侣，加之互相切磋数年的学问，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影响。那么，高、张的学术和事功的渊源何在呢？
　　譬如，高、张虽然都以儒臣自居，但治术却以法家学说为主。高拱研究的集大成者嵇文甫先生曾对比两人的学术：
　　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他似乎是纯儒，而江陵则出入佛、老、申、韩，更恢张，更带霸气。张居正大讲本朝祖宗法度，也就是尊重当代典章制度，从这里发挥出‘法后王’一大段议论，而这种思想同样见于甚至可以说渊源于高拱。高拱认定每一个朝代各有其精神命脉所在，所以本朝祖宗的典则家法，实为当嗣君者最主要的学习课程。至于古圣经典以及《贞观政要》等书，都只是‘异代之事’，‘他人’之事，只可以备参证，而并不能直接拿来应用。以祖宗之事，行之祖宗之天下……

　　这种立足当下的观点实在是古今为官者的境界，特别是在晚明那个迂儒动辄高谈唐虞三代的环境下，如此崇尚实际和贵今主义更难为可贵。
　　此外，在对待书院讲学的问题上，张居正与乃师徐阶泾渭分明，而与高拱始终站在反讲学的统一战线上。
　　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极盛时代。嘉靖后期，徐阶曾和著名王学家聂豹、欧阳德等在北京灵济宫举行盛大的讲学会，听讲者有时多达五千人，讲风之盛可见一斑。
　　张居正和热衷讲学的耿定向、罗汝芳、周友山等人交往甚密，但是他指斥那班讲学家只是‘虚谈’，是‘以虚见为默证’，是‘虾蟆禅’。他教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反对‘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直至后来，他禁毁天下书院，和那班讲学家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
　　而高拱压根就没有和名噪一时的讲学家们有过多少来往，而且也反感他们空谈心性，不为那班讲学家门户所束缚。心学粉丝焦紘记载： “新郑高文襄起掌吏部，以与华亭有隙，痛抑学。”
　　高、张在隆庆后期携手共政期间，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学宪臣聚徒讲学，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贬谪京官，遏制京师讲会，以经世实学端正学风，改变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尽管高、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他们共同坚守反讲学的学术立场。

　　说完了学术，那么在事功方面高、张二人又有哪些传承关系呢？
　　高拱在吏治、边防等方面的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成效卓然。我们知道，张居正为政，大要在整饬纪纲，综核名实。
　　高拱作风亦大略相似。高拱也勇于任事且练达吏事，当他在礼部时，已能厘革宿弊，使奸吏为之股粟。后来就职吏部，成为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以前的吏部为了避嫌，照例不和外间来往。直到徐阶为吏部侍郎的时候，才打破这种惯习。高拱新官上任三把火，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的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良与否，以便查询当时人才。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高拱激励官员勤政廉政，采取诸如细化考核条规，健全考核的制度；扩大考察范围，严申考察纲纪；奖勤罚懒，劝廉惩贪；惩汰官吏，不得循以定数；破除“拘挛之说”，进士举人并用；建立人事档案制度，组建候补官员梯队；推动州、县正官年轻化；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士风等等多种措施。

　　他的许多整饬吏治，考察官吏的方法，和后来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相类。
　　就筹边而言，高拱执政期间，与次辅张居正戮力同心，大力推行了一系列边政改革，在西北、东北、西南、南方都卓有建树：“西虏稽颡称臣，东蕃投戈授首，贵夷詟服，岭寇底宁”。
　　甚至高拱提拔的许多边防大将，如辽东的李成梁，宣大的王崇古，广东的殷正茂，都建立卓立功勋，构成张居正万历新政的元老重臣。
　　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高拱六十岁寿辰那年，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高度评价高拱的治国功绩：
　　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言：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日期：2012-02-23　2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