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日本极力拉拢主政中国东北的张作霖，使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而成为日本的傀儡。最初，张作霖与日本也确实有一段“蜜月期”，后者给予了张有力的支持。不过，进入20年代末，双方的合作渐渐出现问题：面对日本越来越大的胃口，张表示出了反感，故意推脱先前答应日本人的诸多条件而不予兑现，这使日方很不满意。在日本内阁对张作霖打出一个问号的时候，关东军先采取行动了。

　　关东军没有直接与张作霖翻脸。因为张强有力地控制着他的军队。但又必须踢开这块绊脚石，遂有秘密刺杀行动的策划。他们认为，刺杀成功后，东北会陷入乱局，这时候可扶植一个真正的傀儡政权，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一举解决多年以来成为日本心病的“满洲问题”。
　　行动的直接策划者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
　　张作霖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得胜利后，控制了北洋政府，在被刺前一年，1927年6月，正式出任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但很快，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1928年春天，张作霖的奉军大败，这一年5月，他开始考虑退出北京。此时，河本大作坐镇沈阳，派心腹竹下义晴在北京从事情报活动，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了张作霖将返回东北的消息。6月4日凌晨，当载有张作霖的从北京至沈阳的专列行至皇姑屯时，被关东军成功爆破，张负重伤不治而亡。

　　引爆丨炸丨药的是一名叫东宫铁男的大尉。东宫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牢记。他没有昙花一现，1937年，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东宫已成为日军第114师团第102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1937年11月14日，东宫被毙杀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与东宫一样，也参与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其身份是日军主力谷寿夫第6师团第45联队大佐联队长。


日期：2010-07-30　16:11:23

　　张作霖被刺后，其子张学良迅速继任，并出其不意地于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归顺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这使关东军大感意外，他们期待的局面没有出现。但关东军参谋们主导的刺杀张作霖行动赢得日本国内激进军人的喝彩。
　　此时在日本，1929年5月，回国的永田铁山组建了当时陆军最大的佐官级团体“一夕会”，主要成员有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田中新一、草场辰巳等人。1930年9月，更为极端的青年军官组织“樱会”成立，核心为桥本欣五郎中佐和长勇少佐，成员包括来自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重藤千秋、田中弥、田中清、小原重孝、和知鹰二、天野辰夫、根本博等一百多人佐尉级青年军人。

　　1931年，“一夕会”主要成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联手开始策划新行动，该行动比河本大作的行动更为冒险：直接向中国东北军发动袭击，真正的彻底的解决“满洲问题”。计划的密谋者还包括时任沈阳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他们的构想受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支持。
　　时间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
　　事实上，最初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计划在28日起兵，但消息走漏，日本内阁派人调查此事，于是提前十天进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此夜，关东军先是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继而向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发动攻击，“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现在的史料已证明，“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主谋下的行动。事变爆发后转天，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曾这样向他的天皇抱怨：“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当时的日本文人内阁对关东军的具体行动步骤一无所知，只是在事件发生后做了追认。考虑到日本由来已久的“下克上”传统，以及现地军方对身后文人内阁的轻蔑，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尽管如此，日本内阁也无法脱离干系，因为当时日本总的方针是侵华，内阁与军方的矛盾仅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行这种扩张。

　　事变发生的转天，若槻礼次郎内阁制订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没奏效。在关东军的“邀请”下，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有这样的感慨：“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皇姑屯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事变爆发后，时在北平而主政东北的张学良下令军队不许抵抗，遂成痛史。
　　当时，张学良不认为日本敢直接占领东北，而是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压力，使日军不敢为所欲为。他认为，一旦作抵抗，反而会给日军发动更大战争的借口。但是他错了。60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表示：“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虽然多年与日本打交道，却依旧未能看清楚这个国家当时的面目，只能令人一声叹息。

　　在张学良的军队陆续撤至关内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东北。事变爆发时，关东军主力只有一万余人（仙台第2师团），加上守备队及武装侨民，也不过两万人，而驻扎在东北的中国军队有20多万。在此之前，日本人断不会知道中国军队不作抵抗，也不能确定驻朝鲜日军是否会支援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行动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日军的骄横。

　　转年1月28日发生在上海的战事，可以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的延续。当日军在东北的行动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和世界的谴责时，他们又在国际大都会上海发起攻势，意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5月签订的《淞沪停战协议》使日本达到了目的。
　　回顾起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的主导者，都是关东军。对于关东军来说，主导者不是军司令官，而是其幕僚，比如河本大作，比如石原莞尔，比如板垣征四郎。对此，日本史学家秦郁彦有这样的评价：“直至日中战争为止的一系列谋略，都是效法板垣和石原所为。参谋们虽然实际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责任……”我们看到的历史确实如此。1945年战争结束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作为战犯被审判，当然罪有应得；但同时，盟国忽略了对那些具体策划战争阴谋的现职参谋们的制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日期：2010-07-30　16:38:0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日本国内出现了两次未遂的旨在使用暴力手段颠覆文人内阁，从而建立军部统治的政变。政变有着这样的背景：一是在日本人看来由来已久的“满洲问题”；二是1930年缔结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三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问题。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被日本人视为“利益线”和“生命线”的“满洲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让军内的强硬派和“忧国”的民众“难以安眠”；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缔结，则被军方认为是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压迫（条约缔结后，有海军军官切腹自杀以示反对；当年11月，更有条约批准人滨口雄幸首相在车站遇袭事件发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向外寻求出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以上背景下，1931年3月和10月，日本国内相继出现两次未遂政变。政变的发起者皆为“樱会”核心桥本欣五郎和长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