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日本和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契机，确立了同盟关系。历史证明，日本在发动一次新战争前，必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签定同盟条约（比如，20世纪之初，为了争夺远东霸权，在与俄国人开战前，日本与当时最强大的英国缔结了盟约）。如果说几年前田中奏折里的计划仅仅落在纸面上，那么到了1936年，日本已是箭在弦上了。

　　回望20世纪30年代，那10年也许是人类近现代史上最黑暗的10年。
　　在欧洲，那里的世界被纳粹德国的乌云笼罩着；在世界的东方，日本的野心空前膨胀，以忠君主义（天皇中心论）、民族主义（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利益线论）为三元素的军国主义教育，使全民进入疯狂地步。这时候，朝鲜半岛已是经营多年的殖民地，中国东北已在掌控之中，华北正在蚕食，从中国到南洋，从南洋到印度，日本一个也不想放过。

　　亚洲在旭日旗的阴影中急促地喘息。

日期：2010-07-30　16:56:21

　　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此时蒋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以围剿红军为首要任务，避免提前与日本发生大规模的直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的侵略，主要采取“以华制华”，扶植傀儡的策略，即蚕食手段。目标当然是华北。其间，也曾有过一次进攻，那是1933年初，日军以轻微的兵力占领了山海关和热河省会承德，随后推进至长城一线。在喜峰口一带，遭中国军队的抗击，一度使日军行动受挫。但总体形势仍对中国不利，日军大有长驱直入之势，其前锋一度逼近北平附近的通州。在日本人的攻势下，在1933年5月南京政府在保留底线的前提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意味着长城以南的华北大片地区成为“非武装区”，日军可自由行动，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反而受到了限制。

　　日本对华北的种种压迫，在1935年达到高丨潮丨，最主要的事件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年初时，日本在察哈尔制造事件，画出“非武装区”；5月初，河北省省会天津的两名亲日分子被国民党军统人员刺杀。日方称，称假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对日态度，他们将采取“自卫行动”；5月底，又发生“张北事件”。在察哈尔张北县，有日本谍报人员被中国军队捕获，虽然很快将他们释放，但日本仍发出威胁。“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造成的结果使中国在华北的主权进一步丧失。6月27日，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其中规定：除了向日本道歉、撤换察哈尔主政官员外，中国还必须按日方要求后撤军队。同时，解散排日团体，撤消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并保证日本人今后在该省自由行动。7月6日，国民政府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应允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要求”，意味着《何梅协定》的签署，其内容包括：撤换仇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中国官员；将中央军及宪兵团撤出河北省；撤消国民党在河北省、京津地区的党部，取缔蓝衣社等组织；禁止该地区之一切排日举动……

　　但日本仍未停止住欲望的脚步。
　　1935年10月，在北平附近的丰台，日军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同月，日本方面鼓动汉奸发动“香河暴动”，占领县城。事实上，在这一年的6月下旬，日本人曾在丰台策划过一次汉奸暴乱，欲占领北平，但遭到失败。“香河暴动”之后，至11月，日本方面将汉奸殷汝耕扶植上台，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日本还出台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威吓此时已经主政平津察冀的宋哲元，要其接受要求，宣布华北自治；同时，威胁南京，称假若不顺应形势，华北的事态将有恶化的危险。


日期：2010-07-30　17:14:39

　　说起来，1930年代中期，在华北危局下，宋哲元是一个焦点人物。
　　宋为冯玉祥旧部，1932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主席。1933年一度指挥第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与日军作战。1935年，宋哲元转任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同时，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取消了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后设置的新机构。1930年代中期的宋哲元，处境颇为微妙：他不愿做汉奸，在日本的压力下，又有苟安心理；同时，他与蒋介石有矛盾。所以他希望在日蒋之间获得自己的空间，于是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对其进行积极的拉拢，希望他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做冀察防共自治区的领袖。蒋介石担心日本人直接与宋哲元打交道，将其扶植起来，与南京对抗，所以也力求对他的控制。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宋哲元像走钢丝一样，完成着一次次转身。1936年底，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天津会面，作了一次长谈，后者分析了假如宋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后的好处，希望宋同意日本的要求，但未得逞。

　　在华北危机加重的背景下，北平于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重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11月12至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若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蒋介石的这句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而熟知。蒋认为，日本实力远过中国，在其压迫下，应尽量拖延与之全面开战的一刻的到来，利用这一时间，作积蓄军力和国力的准备，而不能意气求战。这是蒋介石的想法。比他的想法更为保守的，在国民政府内，还大有人在。其中不少是军政乃至学界要人，比如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又比如学者胡适。

　　对于蒋介石本人来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中日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虽曾作出妥协，但又心有不甘。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转年即1932年，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叫“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机构，其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其中包括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两年后，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该委员会，称为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工作。可以说，这一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积蓄了重要的力量。

　　1936年到来后，日本开始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诱降。这一年，中日外交频繁。年初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三原则：
　　一、中国停止反日运动和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努力于中日提携；二、承认“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