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的外交部长是张群。2月17日，他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拒绝了以“广田三原则”为基础调整中日关系的设想。随后，张群又与继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了多达8次的会谈。会谈中，川越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军；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取缔排日组织与活动；共同防共；减低入口税；聘用日籍顾问等。张群仍代表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一、废止中日《松沪协定》、《塘沽协定》；
　　二、取消冀东伪政权；
　　三、日方停止包庇走私；
　　四、华北日军和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五、解散冀东和绥北匪军。

　　中国的反应令日方十分意外。1936年，南京方面对日政策转明显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1935年连续发生的“华北事变”已使中国再难退让；二是进入1936年后，蒋介石认为国内情况，已对自己非常有利，因为红军已被逼于陕北一角，而党内的反对派又已肃清。
　　11月，绥远发生百灵庙之役，傅作义率军击退了日军及伪蒙军的进攻，中日在1936年的谈判停止于这一刻。
　　这一年秋天，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了一次代号为“秋藻”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直指平津。
　　1936年的历史可以用“山雨欲来”来形容。南京和东京，都把目光投向华北平津一带。事实上，针对当时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秘密拟订了《1937年度用兵纲要》，内容如下：
　　“当以中国为敌时，依下列要领进行作战：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方形势，以击溃必要地区的敌人，并占领各主要地区为目的。为此，陆军应协同海军击溃必要地区之敌，并占领各要地。海军消灭敌舰队，并控制中国沿海以及扬子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必要之地。参谋本部认为，当行使武力时，固然要极力缩限于一个方面作战，但鉴于中国方面军备的改善和充实，我充当作战的兵力如果仍按过去而不予增加，难以达到目的。因此，决定在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五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可再增加三个师团，必要时还可在华北五个省进行作战。因为按国策正在执行华北自治方针，为应付这一点也必须考虑用兵。而且出兵华北后，即使发生对苏联作战，转用兵力也比较容易。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考虑到：作战规模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之南进击，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但对苏关系紧张时，这样用兵难以将兵力向北转移，因而不利。万一行动时，最少也须投入五个师团，否则难以达到军事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在华北以外的其他方面进行作战。对华南作战计划，仍按去年度之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如此，按照去年度计划，对华作战的兵力为九个师团，而（昭和）十二年增加到十四个师团。”

　　这一用兵纲要暴露了日本的欲望。后来的历史证明，1937年在北平发生的事态，以及秋天以后上海开战，都与上面的纲要基本吻合。

日期：2010-07-30　17:17:24

　　1936年的中国历史，以突然爆发的“西安事变”收尾。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此前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一直在西北剿共，但损兵折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已和红军处于停战对峙状态。蒋抵达西安后，欲以亲信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调集30万中央军，取代张、杨部队，对红军再行围剿。其间，张、杨进谏，希望蒋停止围剿，全力抵御日本。但未被采纳。在蒋看来，对红军围剿的最后胜利已指日可待。11日，张、杨对部队下达兵谏令。12日凌晨5时，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将蒋介石扣留。与蒋同行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要员亦被扣。“西安事变”至此爆发。随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一致抗日的主张。

　　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在调解的同时，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作讨伐状，更大的内战一触即发。这时候，中共的态度最为关键。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中日矛盾已上升为最主要矛盾的时刻，中共最终并未采取除蒋方针，而是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进行斡旋，通过一系列的谈判，蒋介石本人最后接受了协议要求，具体内容包括：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事变的和平解决意味着十年内战至此结束。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日本来说，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强敌压境，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国共两党再次走到一起。中国的形势，几乎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形容。历史在1936年底加速，猛地转了一个湾。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方面的姿态日渐强硬。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达成了继20世纪20年代北伐之后的第二次合作。这表明了来自中国的一种态度。在日本看来，这对他们极为不利。1937年3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桥铁雄少佐被陆军参谋本部招回东京，三人作了有关“西安事变”后中国局势的汇报，得出以下要点：

　　“首先，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其次，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1937年6月，日本陆军省要员柴山兼四郎大佐和陆军参谋本部要员永津佐比重大佐亦向东京作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汇报，称长江一带排日风潮高涨，以大学生为中心的这一运动，搀杂着强烈的反政府的赤色运动意味，但政府不想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派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那样的运动。这个月月底，又有陆军参谋本部要员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自华北、华中“旅行”归来，他们汇报给东京的情况是：进入1937年以来，中国排日、抗日、辱日的形势已达高潮，军队干部尤其是下级干部的态度更加露骨。

　　进入1937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国内建议，应立即给中国以打击。日本军部中的强硬派“呼吁”在华北制造新的“柳条湖事件”。在东京，渐渐有这样的传言：华北似乎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7月的中国大地酷热难当，华北正在发生的事态已使中国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
　　早在1937年1月，国民政府出台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计划中对敌情、企图及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判断，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日本将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大部兵力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向南寻找中国军队主力以求决战，进而歼灭；一部分兵力向西，攻略山西；此外，其海军将封锁大陆海岸线，并派兵在山东青岛、江苏海州登陆，策应其主力军队。并指出，日军将会在上海登陆，威胁南京，以挫折中国的抵抗意志。作战计划还分析，战争初期，“或不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作战计划进一步分析了战争序幕的七种拉开情形：

　　一、日军扩大冀东伪组织，实施对平津的占领；
　　二、日军以武力威胁中国北方将领，而欲实现所谓华北五省自治；
　　三、日军增兵上海，并以海空军袭击南京，以作威逼中国让步；
　　四、日军利用伪匪，入侵绥远；
　　五、日军以防共为名，达到其在中国军事行动自由的目的，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六、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七、日军封锁台湾海峡，侵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最终，应了第一种预测。这序幕出现在北平西南的宛平。
　　实际上，进入1937年后，中日全面战争实际上已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