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桂虽然钱挣了不少，但是官升的很慢，干了许多年，杀敌如麻，却还只是一个守备，属于兵头将尾。
　　好在当时明军形势窘迫，极其需要人才，为金子发光创造了条件，因此，满桂的崛起就像椰风一样挡不住。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大败后，军中举荐一批懂得用兵的青年将领，满桂被推荐出来，名列第一，当时的蓟辽总督王象乾将他由守备提升为石塘路游击、喜峰口参将，满桂开始在军中暂露头角。

　　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出镇辽东，按照一朝大臣一朝小臣的原理，也少不了辞旧迎新，建设自己的干部队伍。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承宗见到了满桂，史书对于两人的见面有一段精简有力的描述： “（孙承宗）见满桂，壮其貌，与谈兵，大奇之”，他被满桂的体格和军事才能震憾了。
　　更让他窃喜的是，满桂这样的人才居然还是政治处丨女丨，不属于任何派系，因此他很快擢升满桂为副总兵，总领中军之事，将其纳入自己的系统，引为亲信。
　　天启三年（1622年），孙承宗在宁远筑城，派满桂前去驻守，与袁崇焕一起，一文一武，镇守宁远，因为在驱逐蒙古人和招逃屯垦方面的出色工作，满桂被擢升为都督佥事，加总兵官衔。
　　宁远战役中，满桂立了战功，与袁崇焕等人一并受赏，朝廷对满桂格外加恩，先是升他为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再次论功又提升为右都督，后来又升为左都督。

　　但后来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
　　满桂与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武将不一样，后者都是官场老油条，非常精明，懂得官场上的各种“潜规则”，对人情世故了然于胸，始终能够做到政治正确，因此屁股总能坐到正确的位置上。
　　满桂在军事上是一把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童子军，他性格耿直，只知道打仗立功，凭本事吃饭，不会搞关系，不会来事，不足于应付明代官场复杂的人事关系，孙承宗离任后，他在官场上迷失了方向。
　　满桂先是与山海总兵赵率教发生矛盾，指责他在宁远战役中不发兵来救，战后却想分功。天启得知两人的矛盾后，亲自下旨“戒勉”。
　　袁崇焕升任巡抚以后，孙承宗的旧部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等很快投向袁崇焕，被纳入袁崇焕的系统，但是憨直的满桂没有重新站队，也许是他觉得自己的职务足够高，功劳足够大，没有必要摧眉折腰去傍袁崇焕这个新贵，因此他成了“圈外人”，变得不那么“和谐”。

　　为了统一事权，袁崇焕想把满桂调走，让赵率教代替他。他上疏指责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朝廷虽然知道满桂可用，但是担心将帅不和影响战局，只好同意，打算将满桂调离宁远，到京师任职。
　　督师王之臣见袁崇焕与满桂不和谐，自己身边正缺少猛将，就想将满桂纳入自己的系统，同时他认为辽东这个地方确实需要满桂这样能打仗的人，因此他上疏指出：“不能将有用之人放在无用之处。”并建议将满桂留下，调到他的驻地山海关任职。
　　但是袁崇焕仍不同意，坚持要将满桂调离辽东军区。
　　两个人围绕首满桂的去留问题，打起了口水仗，谁也不肯让步，都以辞职相威胁，一个要“乞休”，一个要“引避”，闹得不可开交。
　　于是“经抚之争”又昨日重现了。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袁崇焕却要将最能打仗的满桂调离辽东前线，这一定不是出于公心，也没有什么道理。
　　朝廷对于经抚之争相当敏感，天启发来圣旨进行告诫：“始因文、武不和，而河东沦于腥膻；继因经、抚不和，而河西鞠为蓁莽——覆亡之辙，炯然可鉴。”要求两人和衷共济，不要重蹈覆辙。
　　除了告诫教育外，最重要的是从制度上杜绝。
　　为了避免互相掣肘，朝廷对两人进行了分工，王之臣负责关内，袁崇焕负责关外，分别管辖，功罪一体。有功同赏，有罪同罚。
　　分工以后，袁崇焕就成了关外地区的一把手，摆脱了王之臣的牵制，权力得到提高，得到了实惠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再和满桂过不去了，他上疏同意满桂留任山海。

　　七月，朝廷封满桂为征虏将军，驻山海关，兼统关外四路和燕河、建昌诸军，天启还赐予满桂尚方剑以加重他的事权。
　　王之臣既得到了一员猛将，又省去了经营关外的劳累，可以做一个无风险的舒服官，也十分满意。
　　纷争各方都得到了好处，皆大欢喜，各自偃旗息鼓。
　　但是袁崇焕和满桂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归零，今后还要发挥重要的影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对于袁崇焕来说，留下满桂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在不久之后发生的宁锦战役中，正是满桂的力战，才保证了宁远的安全。


日期：2010-04-03　17:40:39

　　第十章打仗与踢球
　　天启采用给糖豆的办法，捋顺了纷争的文官武将，又经过一番洗牌、码牌、抓牌，明军在辽东的阵形基本确定下来。
　　前敌总指挥巡抚袁崇焕驻宁远，主将赵率教从山海关前移至宁远；后方有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负责关内防务，与大将满桂共同镇守山海关；再后方有蓟辽总督阎鸣泰。一旦发生战事，后方整体前移，阎鸣泰移驻山海关，满桂出关驻前屯进行策应。形成了战时一城援一城，守时一城顶一城的战略格局。
　　然而天启对辽东的局势仍然不放心，他感到君在内，将令有所不知，于是派出太监到辽东任监军，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军情的掌握。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任命刘应坤为镇守山海关太监，陶文、纪用为左右镇守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莅朝为分守中军太监，发往辽东要害位置监视军队。
　　对于太监监军这件事，许多人哧之以鼻，有的一谈起来就咬牙切齿，愤恨不己，窃以为大可不必。
　　认为天启是一个昏君，魏忠贤是一个擅权的坏蛋，太监们是误国的奸贼的看法，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
　　虽然众口一词，但这不是事实。
　　明成祖朱棣是史上最重用太监的皇帝，仍不失为一代英主，郑和也当过监军，西洋归来后还镇守南京，仍为人们所称道。
　　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君主利用太监，无非是为其统治服务，太监无论做什么，都是被君主驱使，这点上没有太大的不同。

　　事实上，天启并非一个昏君，魏忠贤也并非那么不堪，太监们在明代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真正误国的并非生理有缺陷的太监和使用太监的帝王，而是那些满腹经纶的文官。
　　自万历末期以来，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整日炒作议题，纷争不己，屡禁不止。天启初年斗争达到白热化，文官集团以“三案”相构织，陷害打击政敌，不以国事为重。
　　一边是外战靡烂，一边是内战正酣。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还有比这更令人心碎的事吗？你当皇帝你也急！
　　文官集团的腐朽是女真兴起，明军不断失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让文官集团闭嘴，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国事上来，共赴时艰，是当务之急。
　　问君何能尔？只有用太监！
　　天启很聪明地以魏忠贤为白手套，果断驱逐了东林党，使万历以来腐朽散漫的朝纲得到整肃，文官集团不再争吵，世界终于清静了！
　　这为国事走上正轨奠定了基础，天启抓到了点子上。
　　很多人都往魏忠贤身上吐口水，但是其中有几个人真正研究过他呢？不过人云亦云罢了。十分悲哀！

　　无论是天启还是魏忠贤，或是其他太监，都没有原罪，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