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的角度看，在辽东局势靡烂、形势窘迫，内无能臣辅弼，外无猛将靖边的情况下，用太监监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事实上，太监监军后，辽军军纪为之一振，战斗力得到提高，辽东的战局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不足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力量依然薄弱，但是防守得到了加强，不久之后发生的宁锦大捷，不能说与此无关。
　　不过宁锦大捷要在一年以后才发生，我们以后再说，现在的事情是，牌己经码好了，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出牌？
　　这是负责关外的前敌总指挥袁崇焕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容易解决。
　　打仗就像踢球，既要搞好防守，又要搞好进攻。

　　技高一畴的一方重点搞好进攻，技不如人的一方只要放弃进攻，玩命防守，保证城门不失也不是难事。
　　但如果技不如人，又要开展进攻，事情就很难办了。
　　袁教练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难题。
　　后金技高一筹，以3：0领先，无意再扩大比分，只想维持到终场。
　　明朝在防守上站稳了脚跟，后方不再是大漏勺，但是临门一脚的能力就象是中国足球，仍旧十分疲软，在比方落后的情况下，又不能死守，必须进球，将比分扳平。
　　擅长的防守用不上，进攻又缺乏能力，搞不好还要失球，明军处于一种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尴尬境地。
　　喜欢揽权的袁教练也为自己揽了一个难题，下一步他该如何出牌呢？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打破了僵局。
　　后金的门将被亮了红牌——努尔哈赤死了。
　　这个让明朝发抖，给明朝带来许多痛苦和失败的人离去了，明朝再也用不着害怕他了，明人肯定会弹冠相庆，不过他们也用不着高光得太早。
　　对方的门将被亮了红牌，并不意味着明朝就可以进球了，临门一脚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也不敢冒然发动进攻。
　　但努尔哈赤的死为袁崇焕打和平牌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敌人最脆弱的时候，袁崇焕没有向敌人投掷刀剑，而是伸出了橄榄枝。
　　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他派出使者，凭吊努尔哈赤，并贺新君即位，从此开始了有争议的和谈事业。
　　他是辽东有事以来，第一个与后金和谈的明朝官员。

日期：2010-04-03　21:32:31

　　第十一章 努尔哈赤之死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至今仍争论不休。
　　史书上明确记载努尔哈赤的死因为“身患毒疽”，并没有悬疑，但为什么还会有争议呢？
　　这主要是因为有人将努尔哈赤的死因与宁远战役联系起来，认为所谓的“毒疽”其实就是外伤，努尔哈赤是在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红夷大炮所伤，后来旧伤复发，导致死亡的，而一部分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才产生了争论。
　　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受伤并最终死亡的说法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深入人心，许多人都深信不疑，将其作为宁远战役的一大战果和袁崇焕的一大战功，不知道这种说法居然还有疑问。

　　这就是传说中的偏听偏信。
　　有必要将正反两方面的说法都让读者们知道。
　　事实上，这个说法仅仅是一个推论，做出这个推论的是两位研究澳门历史的专家，他们在《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提出，明军使用的红夷大炮是在澳门从红头发的葡萄牙人手中引入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大炮，在宁远战役中，努尔哈赤对这一新式火器毫无思想准备，结果被大炮击伤。
　　先说说这个推论的依据。
　　有三个方面的史料可以支持个推论：

　　第一，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有努尔哈赤受伤的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不仅身受“重伤”，而且精神上也因失败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闷闷不乐，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终于“懑恚而毙”。
　　第二，明朝的史籍中有击伤后金重要人物的记载。《明熹宗实录》中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的奏章和蓟辽经略高第的奏报分别谈到了大炮击伤后金“酋子”“大头目”的情况。明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也提到红夷大炮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
　　第三，清代史籍对努尔哈赤的死因含糊其词，仿佛是有意回避。
　　综上所述可以大胆推论：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被炮击伤，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引起并发症而死。
　　这个推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不少漏洞。
　　清史专家李鸿彬提出两点质疑：

　　第一，朝鲜人的记载不可信。《春坡堂日月录》的说法来自袁崇焕身边的朝鲜翻译官韩瑗，既然他都知道努尔哈赤受了重伤，那么袁崇焕就应该更加清楚。如果努尔哈赤真的受伤，那肯定是袁崇焕的一大战功，袁崇焕在向朝廷报功时一定会大事渲染的，但是袁崇焕本人在报功的折奏里并没有提到努尔哈赤受伤之事，这说明袁崇焕不知道努尔哈赤受伤，既然连袁崇焕都不知道努尔哈赤受伤，作为翻译官的韩瑗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第二，宁远战役后努尔哈赤活动频繁，没有受伤的迹象。努尔哈赤死在宁远战争八个多月后，从后金方面的史书中看不到努尔哈赤治病的记载，倒是能看到努尔哈赤八个月来上蹿下跳，忙得不可开交。又是整军备战，又是远行打猎，四月份还亲率大军攻打蒙古喀尔喀，六月份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还亲自远出迎接，完全不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我个人比较同意李鸿彬的看法。
　　此外，我还想补充几点：
　　第一，努尔哈赤并不存在“懑恚”的问题。我们前文己经分析过，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斩获颇多，抢粮的目的完全实现，还杀伤大量明军，成功转嫁了与蒙古人打仗带来的损失，解决了后金过冬的问题，并不能算做失败，没有理由郁闷。
　　第二，明朝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都不是对努尔哈赤的准确称呼，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的话，这只能证明受伤的不是努尔哈赤，为什么反倒成了努尔哈赤受伤的证明？
　　第三，所有史书都记载努尔哈赤的病是“毒疽”，而不是旧伤复发。

　　在努尔哈赤死前的八月二日，明东江将领耿仲明就向朝廷报告：“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威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文中提到不少细节，不仅指出努尔哈赤染上“恶疮”，而且对带兵人数，“洗沧”地点均有确切记录，应该属于谍报。
　　文中还指出努尔哈赤的“恶疮”长在背部，如果是炮伤的话，那么努尔哈赤在攻打宁远城的时候是背对着明军的，傅红雪等大侠在与敌人对峙时常有背对敌人姿势，以显示其过人的武功和深邃的气质，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类似的大侠风范。
　　明辽东督师王之臣和袁崇焕报告：“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文中虽然提到战后郁闷的问题（“耻宁远之败”、“蓄愠”），但是没有提到旧伤的问题，可见王之臣、袁崇焕二人并不认为“奴酋”在宁远战役中受伤，且其“蓄愠”之说，也不乏为自己邀功的成分，打不过人家，就说人家是被自己气死的，是十分牵强的联系。

　　朝鲜《李朝仁祖大王》记载：“（努尔哈赤）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而病势渐重，回沈阳之际，中路而毙，立其第四子”。其中提到的肉毒病与“恶疮”、“毒疽”是一个意思，这三者与“旧伤复发”完全不是一回事。《李朝仁祖大王》属于官方史籍，要比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