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己巳之变”当中，崇祯拘捕了袁崇焕，之后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审讯，在会审之后宣判如下：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行刑场面惨不忍睹，据《石匮书后集》记载：“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而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己。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几百年来，人们对袁崇焕这个历史人物看法不一，时至今日，争论仍很激烈，我不打算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下面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袁崇焕不是一个民族英雄，而是一个问题人物，他对自己的悲剧难以自辞其咎。
　　第二，我不认为袁崇焕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他的主观恶性不应过分夸大。
　　第三，我认为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
　　一方面，他对国家没有太多的贡献，他所谓的英雄事迹大多经不起推敲，他有许多事情做的不恰当，人们对他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另一方面，他所主张的议和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虽然他的议和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利益考量，但是在他看来，议和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并不损害国家的利益。“胁迫议和”在形式上看有汉奸的嫌疑，但是“胁迫议和”的结果和目的不足以构成汉奸，况且袁崇焕和孔有德等人不一样，他毕境没有投敌。
　　我个人认为袁崇焕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觉悟和道德水平一般，军事上没有什么才能，不具备挽救时局的旷世之才，他更适合做一个县令。

　　他的悲剧与他胆大妄为、敢于冒险的性格密不可分，是一场性格悲剧。
　　对于袁崇焕的争论，源自清代乾隆年间。
　　袁崇焕案在崇祯朝本来是定案，到了清乾隆时期，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特意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有如下记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乾隆定调之后，《明史》的作者们按照乾隆的指示精神，对“袁崇焕案”彻底翻案，袁崇焕所涉及的指控都有了新的说辞。

　　在乾隆钦定的《明史》里突然出现了“反间计”的记载，按照《明史》的叙述，袁崇焕由误国的罪臣变成了蒙冤的忠良，崇祯成为了中反间计而误杀忠良的昏君，明朝整个朝廷也因阉党复仇陷害忠良成了奸党当道。
　　这完全符合了乾隆有关“主暗政昏”的定调，而“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最终结论也使明亡清兴顺理成章。
　　对袁崇焕的平反不仅仅在案子上，更体现在对袁崇焕的美化上。
　　乾隆戊寅年的一幅肖像中，袁崇焕化身为一个美男子，皮肤白皙，容貌俊美，成为现在最流行的袁崇焕的标准像，完全看不出张岱“形如小猱”以及钱龙锡“容貌丑陋”的描述。
　　对于这些变化，几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我想提请人们注意以下几点：

　　一、为袁崇焕翻案的乾隆以箝制思想闻名。他大兴文字狱，在编定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了一大批不和谐的书籍，可以说在箝制思想方面，无出其右者。
　　二、有没有反奸计袁崇焕都难逃一死。崇祯给袁崇焕定的罪名有：“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和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携僧入城”。这些罪名大多是列举事实，其中并没有通敌的罪名。这些罪名个个都是死罪，并不是因为有反奸计才杀他。
　　三、给袁崇焕翻案可以消除人们对明朝的认同和怀念，有利于维护清朝的统治。
　　四、袁崇焕是后金很好的和谈对象，袁崇焕死后，皇太极就失去了和谈的对象，他没有动机要去使用反奸计害死袁崇焕，使自己失去和谈的对象。
　　五、对于袁崇焕长什么样，明朝人要比一百多年后的清朝人更具有发言权。

　　多言何益？没有必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和认识水平去看待这段历史。只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任何观点都可以讨论。

日期：2010-04-20　13:50:51

　　第十六章民变初起：剿抚失宜
　　一、民变的性质
　　袁崇焕死了，崇祯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陕西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
　　这场民变来势汹汹，顽强不息，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这次民变虽然“源远流长”，但其主流起点是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西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众在府谷起事。
　　王嘉胤起事引发连锁反应，安塞“响马”高迎祥、清涧王左挂、汉南王大梁等也纷纷率众造反。此后民变就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民变的队伍。
　　对于这场灭亡明朝的民变，应该如何认识？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性质是什么？讲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弄清这个问题。
　　关于民变的原因。
　　我认为自然灾害以及官员腐败只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崇祯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崇祯初的民变与历史上的民变有共同的地方，都有灾荒、腐败、压迫等因素，但是以中国幅员之大，东南西北各地不可能年年都风调雨顺，可以说局部灾荒很常见，虽然史书对于灾荒的记载触目惊心，可是只要是灾荒就没有好看的。
　　一般由灾荒引起的民变，只要赈灾得力，是可以平息的。然而崇祯朝虽也尽力赈灾，却收效甚微，民变愈演愈烈。
　　至于统治阶层的腐败，对人民的压迫，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大同小异，崇祯朝也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
　　民变发生的时机，正是崇祯大规模清洗朝臣的时候，平反后的东林党人致力于报仇雪恨，与魏忠贤集团有瓜葛的大臣则人心惶惶，整个朝廷陷于瘫痪，无人过问题政事，政府的社会面控制力下降，对军队的管理也日益松散，士兵频频发生哗变，流入社会的逃兵点燃了民变的星星之火。
　　这是民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关于民变的性质。
　　我认为民变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农民起义，而是哗变的军人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的一种变乱，其造成的社会破坏性十分巨大，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明朝中期以后，人民起事时有发生，但是崇祯初年发生的民变与以往的民变有质的不同。哗变的士兵是引发民变的直接因素，也是整个民变过程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
　　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

　　哗变的士兵既无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没有什么劳动技能，只有发挥军事特长，聚集饥民众落草为寇。
　　边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边兵的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
　　应该说饥军和饥民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造反有逼上梁山的一面，也有反抗压迫的正义一面。但是谁又能说受害者所做一切就天然就是合理正义的呢？受害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