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现有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有凭借土地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认为地主收取地租就是剥削，只有当地主收取的地租超过必要的限度，才算是剥削。这个度如何确定，还是应当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任何社会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
　　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也因该受到保护，那种吃大户，抢地主的行为，并非天然就是合理的。

　　明朝末年的民变未必不以平民百姓为侵害对象，而明政府也未必没有保护人民群众的一面。
　　另一方面，民变领袖不配合政府，不接受招抚安置，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以劫掠为职业，乐此不疲，他们像游牧部落一样，四处流动抢掠杀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给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威胁，即使是在丰年也制造出灾荒和灾民，胁裹灾民源源不断加入，使社会长期得不到安宁。
　　因此民变也带有流寇的性质。
　　历史不因人而异，不因人设事，它就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认识。那种把历史事件简单化，轻视古人的看法，十有八九是不全面的。
　　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历史原貌，其次才是讨论是非成败，“客观公正”是最高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在提到这场变乱时，不使用“农民起义”一词而使用“民变”，不使用“农民军”一词而使用“民军”。

日期：2010-04-21　10:25:00

　　二、星火燎原
　　内忧和外患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常常相生相伴，互为因果。明朝末年的民变也和辽东外患密切相关，西北强盗的首领，有不少来自辽东的军队。
　　逃兵聚众为盗，最早可以追溯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参加萨尔浒战役的杜松、王宣、赵梦麟所部有不少士兵来自西北的军镇，战役失败后，侥幸逃脱的士兵不愿留在东北异乡送死，于是纷纷逃回西北老家，走到半路遭到河南巡抚张我续的拦截，三十多人被杀，剩下的不敢回到部队，躲入陕西和山西的深山老林里落草为寇。

　　此后的天启年间，辽东战事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不断有士兵从西北调到东北，其中一些人后来又从东北逃回西北为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东北有逃兵，西北也有不少。自由于军饷和物质都用来保障辽东前线，西北和其它边镇的士兵都成了没娘的孩子，经常缺粮断饷，吃不上饭。没奶就不是娘，嗷嗷待哺的士兵始终得不到奶水，变得桀敖不驯，一些士兵逃离军队，落草为寇。
　　这些散落到社会的士兵是一个个不稳定因素。
　　一个国家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政府的统治能力就像免疫力，不安定因素就像是病毒。病毒或多或少始终存在体内，当自身免疫力强时，病毒受到压制，身体就表现为健康，免疫力弱时，病毒就会发作，身体就会表现为生病。
　　虽然万历和天启年间出现了民变的萌芽，但是当时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尚可，足以维持统治，西北的变乱没有掀起大的风波，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己，大明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用药适当，稍加调理，身体恢复健康也不是难事，不幸的是，崇祯上台以后，用药过猛，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肌体免疫力下降，病毒变得活跃，民变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导致局面迅速恶化。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开始，陕西许多地区相续发生爆动，其中势力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股：
　　榆林卫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饥民反于府谷”，拉开了明末民变的序幕，协同者有杨六、不沾泥（非不沾锅）等人。
　　延绥逃卒王左挂率领一万多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嘴”，部下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
　　同月造反的还有白水县王二，他在劫掠了宜君、蒲城、韩城等地后与王嘉胤合兵。
　　此后，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涧赵胜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民变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陕西许多州县，其活动主要以抢掠府库和吃大户为主。

　　据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的奏报，当时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地都有流贼活动。
　　当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仍旧昏昏噩噩。
　　地方官员担心受到处分，对民变隐瞒不报。
　　陕西巡抚胡廷宴采取鸵鸟政策，自欺欺人。民变初起之时，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胡廷宴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以后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
　　据说是岳飞后代的延绥巡抚岳和声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

　　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有“关中鸿儒”之称，也是一代名医，尤其擅长妇科，著有《济阴纲目》、《济阳纲目》、《疹科类编》等等，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民变酝酿之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写他的著作，无心政事。一个总督不看兵法看医书，不出乱子才怪！
　　此时中央政府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天启七年十二月崇祯正式下令定阉党逆案，经过两年的折腾，到崇祯二年正月，崇祯召见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和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要求确定阉党名单。
　　韩爌等报了四十多人的名单，崇祯很不高兴，认为人数太少，要求再广泛搜罗，阁臣又增加了一些人报了上去，崇祯看后大怒，他斥责阁臣说，魏忠贤是一个内臣，如果没能外廷大臣奉迎，哪能有这么大势力，内廷与魏忠贤同党的太监也要加入名单之中（崇祯此时也许忘了，魏忠贤之所以能得势，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天启本人）。

　　韩爌等认为不妥，以外廷不知宫内的事为由进行推脱，拒绝惩处太监。
　　过了几天崇祯再次召见阁臣，他拿出一大堆曾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认为这些奏疏都是证据，要求把上疏的人都列入阉党名单。
　　崇祯这种吹毛求疵的做法显然经不起推敲，阁臣表示自己只是负责处理奏章，提出办理意见，并不负责司法工作，再次进行推脱。
　　崇祯又找到吏部尚书王光永，得罪人的事谁都不愿意干，王光永也不想趟这个混水，表示吏部只负责考核官员，不负责司法。无奈之下，崇祯只好找到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督御史曹于卞，让他们负责拟定阉党名单。
　　崇祯二年二月，崇祯召见阁臣和刑部尚书乔允升、左督御史曹于卞讨论第三份逆案名单。韩爌、乔允升和曹于卞是东林党人，名列《东林点将录》之中，分别是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他们都曾经受过魏忠贤集团的排挤，可以说是阉党的死敌，他们所列的第三份逆案名单应该说不会对阉党手下留情。

　　然而崇祯对第三份名单仍不满意，他问道，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不在逆案名单之中？
　　阁臣回答，没有证据。
　　崇祯说，来宗道在为崔呈秀母亲写祭文的时候用了“在天之灵”一词，非常可恶，而张瑞图也因为文笔好被阉党欣赏。
　　他接着又问，贾继春为什么不在名单里？
　　阁臣答道，他在移宫案中主张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来虽改口显得有点反复，但他的看法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崇祯说，正是因为他反复，所以是真小人！
　　就在崇祯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下，又将一些人加入名单。

　　三月份，钦定的逆案名单终于发布，其中多达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几年前天启帝制定的东林党人一百多人的大名单，这两个名单将明朝的栋梁摧残得差不多了。
　　由于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昏庸，没有给予民变足够的重视，错失了将民变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时机，民变呈现出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